我坐到那张黄色皮沙发上，坐在她的身旁。

“你是个干活快速利落的人吧？”她轻轻地问。

我没回答。

“你常常做这种事情吗？”她斜眼看着我。

“几乎没做过。我闲下来的时候像个西藏喇嘛。”

“只不过你从不会闲下来。”

“我们得集中点精神，”我说，“让我们来谈谈我们脑子里——或我的脑子里——在想着的一个问题。你准备付我多少钱？”

“噢，那的确是个问题。我以为你是要帮我找回项链，或至少尝试着找回。”

“我必须以我自己的方式工作——这种方式。”我将杯子里的酒一饮而尽，杯子几乎立在了我的头上，我甚至还吞进去了几口空气。

“我还要调查一个谋杀案。”我说。

“那跟这件事情完全无关。我是说，那是警察的工作，不是吗？”

“是的——只不过那个可怜的人付了我一百元让我保护他——而我没做到。这让我感到很愧疚，很想哭。我该哭吗？”

“喝一杯吧。”她又给我们俩倒了些威士忌，那酒似乎对她没有任何影响。

“好了，我们说到哪里了？”我说，尽量把酒杯拿稳，不让酒洒出来，“不是女佣，不是司机，不是管家，不是仆役，接下来我们就该自己洗衣服了。抢劫是怎么发生的？你的说法里面可能会有一些马里奥特没讲给我听的细节。”

她身子往前倾，一只手托着下巴，看起来很严肃，却不是那种可笑的严肃。

“我们去参加了一个在布莱特伍德高地举行的聚会，后来林赛提议去夜总会喝酒跳舞，我们就去了。日落大道上有一些工地，脏得很，所以回来的时候林赛就改走桑塔莫尼卡大道，路上经过一个破旅馆，名字叫印地欧，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注意到了这个名字。隔着街道和那个旅馆相对的是个啤酒屋，前面停了一辆车。”

“只有一辆车——在一个啤酒屋前面？”

“对，只有一辆。那是个很低级的地方。嗯，这辆车发动了起来，跟着我们，当然我一点也没在意这些，没有理由去在意啊！然后，在我们从桑塔莫尼卡大道转到安古诺大道之前，林赛说‘我们走另一条路’，车子就转入了一条弯弯曲曲的住宅区街道。后来，一辆车突然从旁边飞快地开过去，擦撞了我们车子的挡泥板。接着它停在了路边，一个穿着风衣、戴着围巾、帽子压得低低的男人下了车，走过来向我们道歉。他戴着的那条围巾是白色的，围了好几圈，这引起了我的注意。除了能看得出他很高很瘦，别的就看不清了。他一走近——我后来想起来他完全没走在我们的车前灯灯光里—— ”

“那很自然，没有人喜欢往车灯灯光里凑。喝一杯，这回我请客。”

她的身子是向前倾着的，秀丽的眉毛——没有画眉——皱在一起。我调了两杯酒，她继续往下说。

“他一走近林赛坐的那边，就猛地把围巾拉到鼻子上面，拿出一支闪闪发亮的枪对准我们。‘抢劫!’他说，‘安静一点，这样对大家都好。’然后，另一个人从另一边过来了。”

“这还是在贝弗利山呢，”我说，“这是加州警力最集中的四平方英里。”

她耸耸肩。“这种事情还是照样发生。他们让我交出珠宝和皮包，是戴围巾的那个人说的。站在我这边的这个人一句话都没说。我让林赛把那些东西递给了那个人，那个人把我的皮包和一个戒指还给了我。他让我们最好慢些报警和申请保险赔偿，说他们会和我们做一笔轻松的、愉快的交易，还说这样办事情会容易些。他看起来不慌不忙，说他们可以和保险公司的人拉上关系，不过那就意味着钱会被那些狡猾的律师赚走，而他们并不愿意让事情变成这样。他听上去像是个有些教养的人。”

“这听起来像埃迪的手法，”我说，“可惜他已经在芝加哥被干掉了。”

她耸耸肩。我们继续喝酒，她继续讲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