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上个月的聚会，”他说，“是在西三十六街的金氏小馆。七十年代早期坎宁安餐厅关门后，我们就改到那儿聚会。他们每年都给我们相同的房间，在二楼，像个私人书房。房间里有一整排书架，墙上挂了几幅祖先肖像画。那儿还有壁炉，餐厅的人会替我们生火，其实五月根本没那么冷。不过气氛很好。

“我们在那里聚会有二十年了。刚把聚会改到那儿举行时，金氏小馆正濒临倒闭。那儿称得上是纽约一景，如果真的关门，那就太可惜了。幸好他们不但撑了下来，而且活得好好的，我们也是。”他停下来，想了想，“只有一部分活得好好的。”他说。

他面前桌上摆着的那杯干邑白兰地，一直都没动过。偶尔他会伸手盖住那个白兰地杯，或者用大拇指和食指夹住杯脚，或者把杯子挪来挪去。

他说：“上个星期的晚餐聚会，我们宣布过去十二个月里有两个人死亡。弗兰克·迪乔里奥九月死于心脏病；接着到了二月，艾伦·沃特森在下班回家途中被刺死。所以过去这一年，我们有两桩死亡事件。你会觉得奇怪吗？”

“这个嘛……”

“当然不奇怪。我们这个年纪死亡不算稀奇。那么，一个人在过去十二个月中，有两个熟人死掉，这样算不算罕见？”他抓着白兰地杯的杯脚，顺时针转了四分之一圈。“你想想看。如果我再告诉你，过去七年中，我们有九名会员死了。”

“比率好像有点高。”

“那还只是过去七年而已，之前我们已经失去了八个会员。马修，我们现在只剩下十四个人了。”

霍默·钱普尼曾告诉他们，他可能是第一个辞世的人。“孩子们，这是理所当然。自然法则就是如此。不过，我希望至少能陪着你们几年，好让我多了解你们一点，看着你们有个好的开始。”

结果，老人一直活到九十四岁。他年年都出席晚餐聚会，身体一直很硬朗，而且到死前都头脑清楚。

他也不是会员中第一个死去的。这个团体前两次的年度聚会都没有死讯，但到了一九六四年，他们宣布菲利普·卡利什三个月前与妻子和襁褓中的女儿，在长岛高速公路的一桩车祸中意外身亡。

两年后，詹姆斯·塞佛伦斯战死于越南，前一年的聚会他就已经因为被征召从军而无法参加，当时大家还开玩笑说，以亚洲战争为借口来破坏这个重大承诺实在很说不过去。次年五月，当他的名字紧跟在菲利普·卡利什后面被念出来时，去年的玩笑依稀在镶木墙壁之间回荡。

一九六九年三月，就在年度晚餐的两个月前，霍默·钱普尼在睡梦中过世。“如果哪天早上，你九点还没看到我出现，”他告诉过自己长期居住的那家饭店的职员，“请打电话来我套房，如果我没接电话，就过来看看我怎么了。”柜台的职员打了电话，然后请门房代一下班，自己上楼去了钱普尼的房间。发现钱普尼死亡后，他吓坏了，赶快打电话给老人的侄子。

侄子按照叔叔的吩咐，一一打电话通知俱乐部的会员。当时三十一俱乐部还剩下二十八个人。钱普尼不愿意冒任何风险，他要确定每个人都知道他走了。

葬礼在坎贝尔举行，这是路易斯·希尔德布兰德首度参加俱乐部会员的葬礼。来送葬的人很少，钱普尼比同辈的人都活得久，而他的侄子——其实是侄孙，大概是五十来岁——是他在世上唯一还住在纽约地区的亲属。除了希尔德布兰德，三十一俱乐部中有六个成员也意外地出现在葬礼上。

葬礼之后，希尔德布兰德和几个会员一起去喝杯酒。当印刷业务员的比尔·鲁盖特说：“呃，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会员的葬礼，也是最后一次了。再过几个星期我们就要在坎宁安餐厅聚会，到时候我们会宣布霍默的名字，然后，我想我们会聊聊他的一些事情，这样就够了。我觉得我们不应该再参加会员的葬礼，我认为我们不应该在那种地方碰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