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哪，居然有这种事情，”埃莱娜说，“三十一个成年人围坐在木桌前吃肉，彼此诉说的伤心事。简直嗅得到睾丸激素的味道，你不觉得吗？”

“我开始明白，他们为什么不把这件事情告诉太太了。”

“我不是反对，”她坚持道，“我只是指出这整件事情本质上多么男性。完全保密，每年只见一次面，谈论‘重大议题’。你能想象女人有这种俱乐部吗？”

“你们会让餐厅的人发疯，”我说，“得开三十一张账单。”

“只要一张，不过我们一定会公平的分摊。‘我看看，玛丽·贝丝点了—个上厨苹果派，所以得多付一块钱。还有罗莎琳，你要了一个法国羊乳沙拉酱，得外加七毛钱。’对了，他们为什么要搞这个俱乐部？”

“把账单上头点的东西一样一样分清楚？我永远不会明白。”

“不，只是多收那一勺法国羊乳沙拉酱的钱。但如果你吃的是一顿二三十块的套餐，点什么沙拉酱应该都包括在内才对。你干吗这样看着我？”

“因为我发现你迷死人了。”

“这么多年才发现？”

“或许有点反常，”我说，“可是我实在是情不自禁。”

离开艾迪生俱乐部已经是傍晚了。我回到家冲个澡，然后坐下来检查笔记。埃莱娜六点左右打电话来，说她不回家吃晚餐了。“有个艺术家七点要过来给我看他的幻灯片，”她说，“我晚上还得上课，除非你要我逃课。”

“别逃。”

“冰箱里还有一些吃剩的中国菜，不过你大概比较想出去吃。剩菜不要扔，我回家可以吃。”

“我有个更好的主意，”我说，“我去参加聚会，你去上课，等到下课后跟我在巴黎绿餐厅见面。”

“就这么办。”

我去参加圣保罗教堂八点半的聚会，出来后沿着第九大道走，大约十点十五分抵达巴黎绿。埃莱娜坐在吧台前，一边跟加里聊天，一边喝着一个高杯子里的蔓越莓汁加汽水。我过去找她，加里把一只手放在我的胳膊上。

“谢天谢地，你终于来了，”他语带挖苦地说，“这是她的第三杯了，你知道她都赖皮要我们请客的。”

布赖斯给了我们一个靠窗的桌子。晚餐后她聊起那个稍早时候遇见的艺术家，那是个西印度群岛的黑人，曾在莫瑞希尔区的一幢小公寓当管理员，也是个自学成才的画家。

“在纤维板上画了一堆格林尼治村风景，”她说，“很有民间艺术的味道，可是却无法引起我的兴趣。或许我看过太多这种东西了，也说不定是他看多了这种东西，我感觉就是这样。他从自己童年记忆得到的灵感，还不如抄袭其他艺术家作品的多。”她做了个鬼脸，“可是这就是纽约，不是吗？他从没有上过绘画课，也没卖出过一张画，可是却懂得要把作品拍成幻灯片。谁听过素人画家弄幻灯片的？我敢说那些阿帕拉契山的原住民艺术家就不会搞这些破玩意儿。”

“别那么绝对。”

“也许吧。反正我告诉他，我把他的名字留在档案里了，意思就是说，别打电话给我们。天知道，也许他是两个大师级老画家失散多年的混账儿子，而我才刚搞砸了千载难逢的机会。可是我得跟着自己的直觉走，你不觉得吗？”

多年来，她的直觉一直很准。刚认识她的时候，我刚升任警探，跟老婆和两个儿子住在长岛的赛奥斯特；而她是个年轻的应召女郎，开朗、风趣，又美丽。我们都让彼此快活了好些年，然后我喝酒喝掉了婚姻和警察的差事，也和她失去了联络。她继续当应召女郎，存了钱投资房地产，上健身房保持好身材，上夜校拓展心灵。

几年前，命运让我们重逢，旧情依然不减，住在一起几年后，感情变得更浓烈更丰富。一开始她照样接客，我们也都假装无所谓，但其实都很在意，最后我终于说一出来，她才承认自己早就不接客了。

慢慢的，我们越来越接近婚姻。去年四月她卖掉位于西五十街的房子，在凡登大厦里找了一套公寓，然后我们一起住进去。房子是她买的，我不肯让她在房契上写我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