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印度人在想什么？

与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类似，公元前500年前后，印度学术界出现了正统哲学古印度六派哲学——数论派、瑜伽派、胜论派、正理论派、弥曼差派和韦丹塔（吠檀多）派，因相信《韦达经》拥有至高权威，被称为印度的“正统派哲学”。其中瑜伽派的思想，是程朱理学的思想营养之一。和非正统哲学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婆罗门教及其支流的六大派为正统派哲学，非正统哲学（沙门思想）包括自由思想家思潮，主要有佛教、耆那教、顺世派和生活派。

１六派哲学，佛教诞生的理论源头

婆罗门教源于韦达教，形成于公元前8世纪—公元前7世纪，因以崇拜梵天而得名。它信奉多神，以梵天、维施努和希瓦（湿婆）为主神，认为它们分别代表宇宙的创造、护持和毁灭三个方面；相信轮回业报之说。婆罗门教在其产生和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很多哲学学派，其中影响较大的有数论派、瑜伽派、胜论派、正理论派、弥曼差派和韦丹塔（吠檀多）派（见图2）。

图2《大学》产生的时空背景之二

公元前6世纪—公元前5世纪，因佛教和耆那教的广泛传播，婆罗门教一度衰落，但在4世纪笈多王朝时又有复苏。8—9世纪间，经商羯罗等人的改造，演化成为印度教或新婆罗门教。

总之，六派哲学的基本价值取向是相同的，就是以获得人生的解脱为其终极目标，不重视现世中人生的幸福，强调寻找并确定人生在宇宙坐标中的位置，追求与梵天即宇宙合一及达到宇宙合一的修持方法。印度正统哲学偏重人生与宇宙交流，可能与其地理环境优越、生存不成问题有关，因此可以整天苦思冥想人生的目的、人生的意义、人生的未来等等玄学，因此想而不做，以思想代替了行动。

２佛教哲学：中国儒家成功学的外来营养

公元前6世纪—公元前5世纪，当时印度传统的吠陀天启、祭祀万能和婆罗门至上三种信仰，以及婆罗门作为一切智的垄断者、神权统治的代表的地位开始动摇，成为众矢之的。自由思想家中出现了种种反传统信仰的沙门思潮。佛教属于沙门思潮之一。

佛教由古印度的释迦牟尼（被称为佛陀）在大约公元前6世纪建立，其重视人类心灵的进步和觉悟，认为人们的一切烦恼（苦包括生憎、老憎、病憎、死憎、爱别离憎、怨憎会憎、求不得憎、五阴炽盛憎）都是有因有缘的，“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因缘因缘可以理解成事物生成、发展、灭亡过程中内外条件相互作用的力量关系。成就事物的成住坏空。佛教哲学的基本理念是缘起论。缘起论，是佛教对存在、生命的根本看法。佛教认为，世界的一切存在，包括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都是由因缘即主要原因和次要原因、内在根据与外在条件的集合而生起，因缘集合则成，因缘散失则灭。如果联系2500多年后马克思主义者论述的“一切以时间、地点和条件为转移”的思想，我们发现，佛教的有关事物都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观点，其理论深度超越了佛教徒以外的人们的想象。佛教以“离苦得乐”为其理论论述的中心和起点，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自由解放的理论论述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佛学的根本目标是帮助众生从烦恼、痛苦中解脱出来，从生死流转中超脱出来，以达到自由自在的境地。因此，佛教的重心是人的世界中精神和物质层面的提升。佛教认为人类具有两重性，一是最具可塑性、可转变性，有追求成功的内在需求，最易于提升人格；二是人类如果沉迷于欲望，也最易于沉沦。佛教哲学的使命就在于提升人格，进行自我实现并帮助他人实现解脱。

佛教哲学成功方法是“戒”、“定”、“慧”三学，是实现人生最高成功理想必须修习的三种基本学问。戒是止恶行善，定是止息念虑，慧是正确思维。佛教主张“由戒生定，由定生慧”。戒，是在行为上修持佛教道德规范，这是全部修习的起点、前提，定与慧的实质是破除妄念，以求心意清净，也就是修持主体在心态与思维上的去恶归善：“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静其意，是诸佛教。”

佛教的理论核心是“四谛”说。“四谛”的组织是以苦谛为根本，以道谛作为人生解脱的理想途径，强调成功的标志就是离苦得乐。佛教认为人生是苦难的，世界充满了种种的苦痛，其原因就在于人对现实世界的无明、执著。“无常”和“无我”乃是一切事物运动、变化和发展的客观规律。不明白无常无我的道理，是生命产生痛苦、不能究竟人生真相的根源。人生的理想在于断除现实生活带来的种种烦恼和痛苦，正视现实人生，行“八正道”，是获得一切善、根除一切恶的理想法门，是觉悟人生，进入解脱境界的关键。

因此，佛教阐述世界是苦的及苦的原因，同时给人指出了一条离苦得乐、通向解脱的新途径即八正道。“八正道”是佛教培养和树立人生观、世界观和道德修养的行动规范。“八正道”在“四谛”中属于道谛的范畴，是佛教的解脱法门，即佛教的方法论。“八正道”所涉及的是人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两个方面，佛教在强调成功者不仅具有健全的物质生活的同时，特别强调建立健全的精神生活。八正道完全排斥了纵欲和苦行两种偏见，为人生寻求解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