止于至善：内圣与外王的最高境界

无论是“明明德”还是“亲民”，都得当事者行善所止者，也即《金刚经》中的核心问题：心何所“安”，心何所“住”？因为只有通彻宇宙人生的真理并全心全意服务民众者，才能功德圆满，也即其善莫大焉。因为一个人发财，只是小财，只有民众都发财并过上幸福的生活，才是《大学》之“道”的真理，这与孟子的“独乐乐不如众乐乐”的理念相通。因此，反过来看，止善的标准有两个，即“明明德”和“亲民”，只有这两个标准都达到了，才是真正觉悟真理者。如果光有“明明德”而没有行动，即知之为知之，但没有做到阳明先生的“知行合一”而“致良知”去服务民众、国家或社会，没有进行亲民活动，就无法达到阳明心学的道德合一的境界，因为有“良知”而无“良能”，不仅是英雄无用武之地，也是浪费了天地间培养一个人的“机会成本”。

当然，对于不同的人或者主体，“止善”的标准也不一样，《大学》对此做了不同的要求：“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 ，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因此，“止善”，也可以看作在不同地位者的自我准确定位，做好本职工作，就是最大的善，也是积最大的功德。

因此，止善的过程不仅是个体关起门来，独自深入深山老林进行修行的问题，而是在社会实践、生产实践、科学实验中进行修身、不断提高自己的道德学问并持续地“亲民”的行为。中国古代人讲，“小隐隐于山，中隐隐于市，大隐隐于朝”，确实有道理。因为隐于朝者，掌握国家公器，如果他能够明德而亲民，就会造福于最大范围的大众，这是儒家追求治平为其学术定位的主要原因。这些“亲民”行为，《中庸》在“治国九经”中进行了详细的解说（相当于治国九大基本原则）。

如果无法达成《中庸》之道，“在下位不获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获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获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顺乎亲，不信乎朋友矣；顺乎亲有道：反诸身不诚，不顺乎亲矣；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乎身矣”，则个体生命将处于紧张状态而无法安身与安心。在中国历史上，为了摆脱这种复杂的社会关系对身心的“纠缠”，有些人选择道家的退归田园或归隐山林，有些选择佛家的出家修行。但是，儒家高举积极入世的哲学。《中庸》为止于至善的最高目标定义为：“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因此，止于至善的标准是“和”，而“和”的前提是利益相关方皆“同意”（“中”是当代北方人对于同意或者肯定的回答词语），而“中”的标准是利益相关方“喜怒哀乐之未发”，即相关利益处理适当，众人皆满意。一个人一生中，在上述五重关系中，最少是处在四重关系网中，在这些关系中，个体的价值要最大化，首先要学习并处理好相关利益方的利益保障，寻找并实现各利益关系中的平衡点，也即《中庸》追求的。

具体说来，做国家干部、厂商、社区领导者（人君），以仁爱作为其是否止善的标准；国家干部、厂商中的管理者以及社会工作者，其最高的善是以其是否达到其“职业道德”的标准要求，敬者，敬业，以按职业道德要求做好本职工作为标准。作为家庭中的孩子，善的最高标准，是以其能否对父母尽孝心为标准。如果按此为标准进行考察，当代中国的大多数孩子可能都无法达到止善的标准，因为当代的孩子，多数不是在为父母尽孝，而是父母在为孩子“尽孝”，因此，我们认为，当代中国是一个难以以“孝”进行道德考量的社会。当然，如果我们将“孝”的概念扩大，比如对客户、对同仁中的长辈尊敬的话，新时代实际上也是孝道盛行的。当代对于家长来讲，相对于孩子，要用心培养孩子。现代社会，孩子是独立的公民，家长在法理上只不过代理国家或社会进行扶养和家教，无论如何养育孩子，有一点是不能没有的，即家长要用心对待孩子，切实关心和帮助孩子的身体、心理、品德、常识的成长与进步，使孩子德、智、体、美全面发展，成为有觉悟有才能的人才。当然，无论是个体、厂商、家庭、国家，在对外交往中，诚信是最高的价值与品牌。如果照微笑曲线的说法，诚信是有价值的稀缺品，品牌是复杂劳动的综合体现，能够获得高附加值。

但是，无论什么主体，民为本、民为天是不变的，也是最高的道理，“大畏民志”，即最大的善，是为最广大民众做好服务，满足最广大民众的迫切需要，寻找出不同民众的共同需求，找出民众需求的最大公约数，这也是“蓝海战略”的主要思想，是一心追求事业成功者的最大市场。

南怀瑾先生曾经借用佛教的语言对上述“三纲”进行论述：“明明德是自觉，亲民是觉他，止于至善便是觉行圆满而得道成圣。”即“三纲”是自利利他的完美的生命力量体系，三点成圆，满足了人生内圣外王的所有运行轨迹的发展需要（见图5）。

图5《大学》之道三纲图

《大学》之道，给予现代经济社会实践的启示是，由于自然和社会的交错运动，事物发展过程中往往呈现两重性。这种两重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进行了深刻的分析，从而提示了由商品的二重性发展出货币的二重性，货币的二重性发展出资本的二重性。自资本主义产生以来，经济社会矛盾的冲突，本质上是商品、货币和资本内在的二重性的冲突，即资本的社会属性的自我增值的无限追求，与商品或者货币的有限供应的矛盾。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二重性，源于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的二重性；商品二重性的极致即为货币的产生，但货币继承了商品二重性的遗传特点，货币的极致即为资本的产生，资本依赖商品和货币甚至自我进行无性增殖，从而形成无限制的自我膨胀，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货币脱离黄金的商品二重性限制时，现代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进入到了真正的“帝国主义”特色。2008年的金融危机，则表现为社会属性的货币无限供给与自然属性的商品供给不足的矛盾，表现为货币资本化后金融衍生品的无限供给与美国劳工阶层对地产需求的有限性的矛盾，矛盾的极限即是金融危机的全面爆发（见图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