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止”之“知”：如何获得成功的真知？

你知道吗？你可能不知道，如果你真的知道，你就是高人。在日常生活中，“知”字是“知道”的“知”，从心理学上的知觉到科学上的知识，从情商学上的知己到知心，到心理学和精神学上的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他知，都用了“知”字。为了正确把握什么是真“知”，我们比较分析儒、道、佛三家的说法，客观把握通过真知、达成知所进退的本领。

我们先看佛教是如何讲究“知”的。佛教的“知”不是王阳明先生在明朝时提出的良“知”。根据唯识宗的说法，“知”不过是我们精神最深处的阿赖耶识意译为“藏识”。为佛教唯识宗的内在心识的第八识﹐是世界和众生“自我”的本原，它含藏着一切事物的种子﹐也是轮回的主体和解脱的依据，因此是根本识，其他各识都由它生出。唯识论认为，阿赖耶识中藏有无数的种子，可以引发人的善恶行为（主要指思维活动）。自无始以来，阿赖耶识就有净、染、万有种子，对待万物待缘而起这一真理不明了，故称作“无明”。此“无明”是产生其他无明的根本，所以又称为“无始”（根本）无明，并由此产生人、法二执等烦恼的枝末无明，而这一切都是阿赖耶识的本能状态。当阿赖耶识摆脱了人、法二执，破除见思、尘沙、无明之惑后，就脱离一切虚妄而证得真如的不生不灭、不垢不染、无性无相的法性真实境界。阿赖耶识转染成净即是真如。的外在作用与表现，它不仅是脑神经上信息刺激时的生物电流对神经突触的作用，还是个体前生的意识的积聚。唯识宗认为世界上的一切，包括人类的自我、世界的万物，都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由“内识”变现出来的。

在“阿赖耶识”这座奇妙的“仓库”里，能够生出与当事人的言行相关的功能，此种功能，称之为“种子”。“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个体种下什么样的言、行、思，都会积聚在“阿赖耶识”这座奇妙的“仓库”里，等待时机发芽成长，最后结出与我们行为相应的“果子”，即言行思想的种子生发出人类和宇宙万有的苗芽，经过变异而成熟，善﹑恶“种子”，会有相应的果报。唯识宗把“种子”分为“本有”和“新熏”两类。所谓“本有”，是指从本原以来就具有﹐即先天而有。所谓“新熏”，是指前七识“熏习”了第八识而生出的，是后天才有的，此类种子又名“始起”种子或“始有”种子。

由于“阿赖耶识”的作用，每个人天生自性有个“能知”之性的主观作用存在。这个能知的本体，按王阳明心学讲法是“良知”，按老子的讲法是“道”，按佛家的讲法是“佛性”，其本性清静、清净，儒家称之为“洁净精微”。但是在红尘中，由于功、名、利、禄对个体的诱惑，人们内在的聪明智慧，由于心识被功、名、利、禄所污染隔离并沉淀于其中，能识之功能往往受到限制或者引导到其他方向（见图8）。在资本市场，由于受利益的诱惑，个体心识所代表的理性，在群体心理的重压下十分无力，往往选择放弃理性，采取从众的跟随策略，从而引发暴涨暴跌的行情。

佛法视色、我、法、空为相即表现现象，从哲学上理解，相是情识的元境域或现象，化相就是智慧（般若）的功能。智慧与知识不同，知识是以系统和学术方式形成和表达的，以客观、逻辑和形式为自己的本质，智慧则在于对峙和策应中的把握，所以智慧不是外在的控制而是互动的变易。佛教以人为境，通过修持，将纷乱的杂念转化为直达真理的无上正等正觉。如果我们从意识论出发，万有即有情，苦、烦恼就是最初的情觉，情觉自持的最高境界是无持，即无执、无我。人世无常，无常即“苦”，如生、老、病、死等。苦是人自身招集的情感烦恼，称为“集”，如贪、嗔、痴等，消除烦恼就是“灭”，烦恼无法直接消灭，而是要智慧生成转化过程，如贪染于外界、痴障于无明等等，知苦、断集、证灭的整个过程就是修“道”，从外看是信、解、行、证，从内看就是“戒、定、慧”，戒体定识，化识成慧。周剑铭：《佛法今诠（佛教哲学论）》，《香港佛教》第580期。

如果说佛教是从缘起性空出发，通过“否定”现象世界的真实性来把握世界真相的真理，道家则是换位思考或者从对立面理解把握真理之相的，而不是自以为是地主观“自知”而不明。

老子在《道德经》第二章中，开门见山地提出“反潮流是革命精神”，要提倡反群体思维，才能明白自己的不足与进退行止。他说：“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比如，在资本市场有一种行为，金融理论认为，人在群体意识控制下，是非理性的，为了保持个人意识的清醒，就得有逆向思维，当大家都认为是牛市且已经处于癫狂状态时，投资者就得冷静地思考反向出现的可能，因为阳性向上冲锋的动能到极致时，必然会出现相反向下的阴性势能力量，众人所厌恶的熊市可能已经在其中酝酿。道之“理”总是通过内在相反的双向展示其升与降的双重性，不平衡是事物的常态，当阳性力量高涨时，阴性力量就生育其中，无论是上升的阳性力量如多头，还是下降的阴性力量如空头，都是老子所说的“反者，道之动”的宇宙规律表现。人类作为宇宙的小小的组成部分，只得服从和顺应这种规律。宇宙规律，比如在太阳系中，太阳作为力量最大者，其运动中发生的各种波动，都会直接影响太空气象并对人类的心理、生理及人类的经济周期产生直接影响。表面上看，政策取向是一种主观动作与人类自身可以掌握的方向，但是政策却多是现行的经济、政治周期的需要的反应。另外，作为如水一样弱势的居民，中国老百姓自动地利用了道家哲学，如果大家在特定时空背景下逆向进行操作，就可能抵消政策随心所欲的后果。如果大家都逆向思维，就会形成一股更大的反向力量将原来的政策意图完全“异化”，从而导致政策失灵。

只有从相反的位置上为参照，人们才会“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老子：《道德经》第44章）。因为一个人成败贫富不仅与时代境遇相关，还与个人的言行思想相关，如果积德读书，明白了对内知足不争虚名，对外不贪得无厌，就不会有天灾人祸（见图9），因此也会在投资过程中适时适度地止盈而不欲盈。

知道自己对于天地人生和宇宙真相很无知者，还是有自知之明的，如果有人认为自己掌握了绝对真理，已经完全了解宇宙人生的真谛，无疑是精神有毛病。老子提出的“知不知尚，不知知病”（《道德经》第73章），将孔子“知之为知之”的讲法提升到“知之为不知”的高度，从而产生对真理的敬畏之心。因此，我们面对百姓，不要耍奸使滑，要老老实实地为百姓办事，不是管理者不聪明，而是不要自作聪明，这才是“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道德经》第3章）的真实意思，即在经济社会事务中，不认为自己聪明，也不敢在百姓面前耍小聪明。因此，老子得出结论：“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知足者富,强行者有志”（《道德经》第33章），“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道德经》第46章）。老子告诫我们，人贵有自知之明，要知足常乐，当然是因为个体不过是相互关系中的一个环节，要从不同的视角去衡量考核自己，才能处理好上下、左右、前后的关系，才能将各种关系“统一战线”，形成“人和”的力量。只有管理层知足，才不会随意扩张欲望，才能处理好与股东、员工、供应商等利益相关方的关系。

如果说佛家以否定现象的真相为得到真知的路径，道家从对立与相反的视角把握事物运动的真相，儒家则直截了当地直面现实去认识世界的真相。

孔子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则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

知止之知，是达成事物真相、实相状态，实现明明德与亲民的至善目标。因此，儒家主要从正面指导认知的方向，并将知的功能从内功扩展到外王的层面（见图10）。

因此，“知止”之知，根据上述对“三纲”的推论，我们认为是对内圣外王的知与止。“内圣”包括个人的智慧学问与道德修养，即通过格物致知而实现明明德；“外王”包括世事洞明与对客观世界的改造和利用。无论是内在的道德学问的修养，还是外在的亲民而践行，都需要根据时间、地点、环境条件而转移，不是凭借自己的主观愿望行事，因为实践者的交往对象，不仅有家庭（齐家）国家的关系，还有与自然的关系，主观愿望与客观关系间的协调，才能达到目标。即当事者的所作所为，都要适度、适时并合乎对象的真正需要，只有这样，“外王”才能达到中庸的完美境界。毛泽东用一句话来概括：又红又专。１９５７年１０月９日，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从当时干部队伍缺乏领导建设事业的专业知识和能力出发，提出：“我们各行各业的干部，都要努力精通技术和业务，使自己成为内行，又红又专。”（见《做革命的促进派》，１９５７年１０月９日）如果推论到金融服务业，也即服务客户要达到目标，也存在我们经常说的“适配”性问题。首先是当事者具备聪明学问并具备高尚的职业道德，同时，又会为合适的客户在恰当的时候提供合适的产品与服务，才是“识相”、“本分”与“得体”，因此，“知止”之“知”为内在慧根的外在功用，达到明了事物真相与实相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