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我慢慢长大的那些年月里，我和父母生活在比利时。我父亲安东尼是一名律师，在宝洁公司的欧洲总部工作。许多年来，我们一家人辗转于布鲁塞尔市郊的各种房子里，不断地搬来搬去，但有一件事是不会变的——无论我们搬去哪里，家里收藏的一组照片和纪念品总是会被妥善地陈列于壁炉台或是窗台上。

这些照片中，有一张是我父亲穿着他的苏格兰卫队制服；另一张是在一九五三年拍的，是他和我母亲伊丽莎白的结婚照；还有一张是我那位出生于澳大利亚的祖父莱诺和他的妻子默特尔的合影。除了这些照片，更能引人遐想的是一只包皮相框。相框内装有一张当今英女王的父亲乔治六世的肖像，照片的署名日期是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五号，这正是他加冕的那一天；另外有一张是他和他的妻子伊丽莎白——对我这一代来说更熟悉的是她作为王太后的身份，照片中还有他们的两个女儿，一位是未来的女王伊丽莎白，当时还是一个十一岁的小女孩，以及她的小妹妹玛嘉烈-萝丝公主。这对王室夫妇的第三张照片上的署名日期为一九二八年，当时他们的身份还是约克公爵和公爵夫人，照片上的签名为艾伯特和伊丽莎白。

至于这些照片背后所浓缩的历史，父母一定曾向我讲述过，只是对于当时还是一个小男孩的我来说，并没有过多地注意这些。我明白我们这个家庭与王室之间的联系是通过莱诺，但是对我而言，他只意味着遥不可及的历史。他逝世于一九五三年，我出生前十二年。所有关于祖父的了解仅限于他曾是国王的语言治疗师——不管那是个什么身份——在我记忆里保存的只是这么个笼统的概念，再也没有去深入地问过更多的事情，了解更详尽的细节。更能吸引我的反而是呈列在照片周围的各式奖章和纽扣，儿时尤其爱穿戴上父亲苏格兰卫队军官的腰带和帽子，再在自己的上衣上别上那些奖章，装扮成士兵玩游戏。

但是随着年龄增长，岁月沉淀，并且也已经育有了自己的子女之后，我开始对自己的祖先产生了诸多好奇。他们是谁，来自哪里。我们无不活在祖先的血液里。对这些问题的解答也是对自我的寻根，而对系谱学越来越深入的兴趣也更进一步地激发了我在这方面的好奇心。回顾族谱，我意外地发现自己在墨尔本的那位曾祖母其实曾生育过十二个孩子，不过只有七个活了下来，逃过了在婴儿时就不幸夭折的厄运。另外我也了解到高祖父是在一八五零年登上汽轮博恩号从爱尔兰移民到了澳大利亚的。

在族谱中，就我这一支来说，祖父是族内唯一一位血缘牵系被分隔于澳大利亚、爱尔兰和英国三地的成员，甚至在我父亲去世之后，这种情况也还在继续保持。二零零一年，父亲离开人世，我负责整理父亲留下的个人文件资料。这些资料都保存在一个高高的灰色文件柜里，有几百封旧信和老照片夹杂在遗嘱、各类证书和其他重要文件中，都是祖父所收藏的，全部按日期顺序整齐地归档于一个文件夹里。

二零零九年六月，伊安·坎宁，为了他正在制作的一部电影《国王的演讲》找到了我。这部电影是关于莱诺的。也是直到此时，我才开始认识到，曾经有过一段历史，我的祖父在其中扮演过一个意义非凡的角色。他是如何做到的，帮助起初的约克公爵，也即后来在其兄爱德华八世退位之后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迫于情势勉强继位成为国王的乔治六世；因为自身的口吃顽疾，每一次的公开演讲与电台广播对于这位国王来说都无一例外地沦为了一场可怕的劫难，他是如何协助他的国王，终其一生与口吃顽疾作对抗。我开始能够理解这其中的深意，明白为什么他的生活和工作能够超越自己的家族，引起更广泛的读者与观众去关注。

在同一年的四月份，英国广播公司第四电台曾播出过一部同名下午剧，同样是以莱诺的经历为主题，马克·伯吉斯的剧作。这次以电影的形式来呈现，却旨在做出更高规格——一部一流电影，收揽了众多大牌明星加盟，包括海伦娜·伯翰·卡特、科林·菲尔斯、杰弗瑞·拉什、迈克尔·冈本和德里克·雅各比。影片的导演是汤姆·霍伯，而广受好评的《该死的联队》正是他的作品。这部影片以一个全新的角度诠释了一段英国的近期历史：英国足球教练布莱恩·克里夫一九七四年在英国利兹联队一段短暂惊险的执教历程。

坎宁及霍伯自然是希望他们的电影能够尽可能契合合历史真实，我也因而开始尝试尽可能丰满地重新认识和了解自己的这位祖父，首当其冲的入手点正是父亲的文件柜。这是第一次，我开始认真察看莱诺留下的文字资料，然后我发现他在自己日记内做出的记述相当生动细致，其中有关每次与国王的会面细节都有极其详尽的记录。同时还发现了他与国王本人大量的书信往来，多是友好温馨的话语。除了日记和信件之外，还有其他形式的记载资料，这其中就发现了一张小小的预约卡。上面满满的，全是祖父龙飞凤舞的字，记述的正是他在自己位于哈里街的那间局促的诊疗室里与那位日后君王的首次会面细节，时间是在一九二六年的十月十九号。

结合我自己通过网络收集到的一些零散信息，以及乔治六世大部分的传记作品中都会涉及到关于祖父的内容，虽然篇幅不多，只占寥寥数页。我开始能够更深入地了解祖父与国王之间非同寻常的独特关系，同时也更正了一些流传于世的不完全属实的记述，重新去捕捉由于时间流逝而渐渐蒙尘的记忆。

只是很快问题就出现了。很显然，档案资料并不完整。有一批信件缺失了，另外缺失的还有二十及三十年代的日记记录，其中有一段谈话内容曾被出版于一九五八年的约翰·惠勒·班奈特所著的《乔治六世》传记所引用过。同样无处可寻的还有几本报纸剪贴簿，那是莱诺自成年后大部分人生里所积攒下来的。这是我从表兄妹那里了解到的情况。

但是，可能最令人为之扼腕的缺席还是一封国王写于一九四四年十二月的亲笔信。这封信触发了我的种种遐想。知道有这封信的存在是通过莱诺的日记。日记中有一段关于两个男人间谈话的描述，时间是在国王结束一年一次的圣诞讲话之后，那次也是第一回祖父没有陪伴在他身边的公开讲话。

“我的工作到此可以结束了，陛下。”莱诺说。

“远远没有。”国王却说，“真正的工作才刚刚开始，也正是需要你服务的地方，也只有你才能胜任。”然后据莱诺的叙述，“他向我表达了谢意。而且两天之后，他给我写了一封信，言辞非常漂亮。对于这封信，我希望自己的后世子孙能够永远珍藏。”

如果这封信在我手中，我必定会小心珍视。然而在成堆的信件、剪报和日记中却丝毫寻不到它的踪迹。为了找出这封信，我费尽心思多方打听，也进而演变为对祖父一生的探寻，我尽可能去发掘更多的细节以拼合出祖父的一生。一次又一次不断烦扰亲戚，希求从他们那里能够挖掘出可能有用的信息。写信给白金汉宫，给存放皇室档案的温莎城堡，给写作和出版乔治六世相关书籍的作者与出版社，内心存着一份希望，但愿那封信就掺夹在我父亲或是两位伯父借给他们的资料中，只是没有归还。但最终，这种设想也化作了泡影。

二零零九年，接近年尾的时候，我被邀请去《国王的演讲》剧组，当时他们在伦敦波特兰地街拍摄。拍摄间隙我见到了在剧中扮演祖父的杰弗瑞·拉什，以及扮演我父亲十岁时的本·韦姆塞特。看见自己的父亲以一个孩子的形象出现在自己眼前，这种感觉有些异样，毕竟父亲保存在我记忆中的始终是一个成年男人的形象。克服了最初的不适应之后，我开始被拍摄中的一幕戏所吸引。拉什扮演的角色试图通过自己的表演吸引两个儿子的注意，剧中我的父亲和多米尼克·阿普怀特所饰演的父亲的哥哥瓦伦汀，场景中他们在吟诵莎士比亚的剧作。类似的情景曾经在我自己的真实生活中发生过，我忽然记了起来。那时我还是一个小男孩，父亲常常会让我做同样的事。

父亲对诗歌和韵文有着极深的爱好，或者也可以说是天赋，他经常都可以一字不错地整段背诵出自儿时起就记诵于心的诗作。过去他经常喜欢在客人面前充分施展他的天分，轻松自如地快速背诵大量希拉尔·贝洛克的诗作，作为聚会的助兴表演。但是我的姐姐莎拉才是能令他获得最多满足的听众。听着他的朗诵，常常她都会被感动得落下泪来。

电影的拍摄结束于二零一零年的一月。但同时，却也是我出发从更私人角度展开另一场探索之旅的起点。坎宁及霍伯并未准备要做一部纪录片，而是一部传记电影。尽管电影真实反映出了祖父的气质精髓，但在广度上所表现的时间有所辖制：从一九二六年祖父与未来国王的初会开始，到一九三九年二战爆发结束。

而我要讲述的，则是另一个更为完整的故事。这是我受到这部电影的启发而做出的决定。这个故事有关祖父延绵的一生，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南澳洲阿德莱德的那个小男孩开始，如此绵亘下去，直到他离开人世。由此我开始展开更深广细致的研究，他是怎样的一个人，他都做过什么，以至于他会成为如今定格在历史中的那个人。但是有很多因素在制约着这次探寻之旅的推进，阻挠重重，寸步难行。尽管莱诺在语言治疗上拥有专业名望，但是对于他在国王身上所应用过的治疗方法却知之甚少。尽管他就治疗口吃及其他言语障碍给报刊写过几篇文章，却从未对自己的方法进行过更系统的阐述，也没有收过学生或是学徒，任何可能会与他分享他的工作奥秘的人。即使是对自己最著名的那次成功治愈案例，也未给出过完整的理论阐述，或许，这完全是出于他在对待自己与国王之间关系时一贯的谨慎态度吧。

然后，转机出现在了二零一零年的七月。这之前出版社一直在敦促我尽快交付稿件，只是我还在坚持。而这份坚持也最终收到了回报。艾里克斯·马歇尔是我的表亲，听说了我在收集有关祖父的材料之后，她主动联系了我，说她发现了几盒与祖父有关的文献。她表示那可能没什么大用处。但即使如此，我还是立即主动上门了，赶赴她在拉特兰的家中。走进餐室，迎面看见几只大纸箱排列在桌子上。两只硬纸箱内装满的是从一九二六年直到一九五二年间国王与莱诺之间的来往书信；另两只盒子内是手稿与剪报，被莱诺细致地整理粘贴在两大本剪贴簿里，一本绿色，一本为蓝色。

让我欣喜的是，从艾里克斯那里还找到了档案所缺失的部分，另有三卷信件及祖母默特尔的日记，记录的是一九一零年她与祖父开始环世界旅行期间以及二战爆发后前几个月内发生的一些事情。与莱诺的日记相比，祖母日记的记述更偏于私人化的口吻，正提供了一个更精致的角度深入了解他们共同度过的岁月中的诸多生活细节。这些资料足有几百页，我可谓如获至宝，细致辨认和通览这些文献用去了几天的时间。唯一的遗憾是，我曾迫切地想要找到的那封信并不在其中。

这本书的编写正是基于以上所有提及和已发现的资料。在整合资料以编撰成书时，作家兼《星期日泰晤士报》的记者彼得·康拉迪提供了帮助。通过阅读这本书，希望你们能同我分享我从祖父身上所感受到的独特魅力，以及他与乔治六世间独一无二的亲密关系。

尽管我已经竭尽全力详尽无遗地来研究祖父的一生，仍然还有部分内容未能明朗化。如果您与莱诺·洛格的人生曾有过不同程度的交错，是他的一名病人或者曾共过事，又或许您有关于他及他的工作的信息来源，我会很高兴收到您的来信。

马克·洛格

二零一零年八月于伦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