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雷登，1876年出生于中国杭州一个美国长老会传教士家庭，从小就在中国长大，并跟随母亲学习英文、拉丁文、数学、历史等知识。1887年回美国读书，1899年司徒雷登进入神学院，加入了“学生海外志愿传教运动”组织，1902年被按立为牧师。1904年回到中国，学习汉语，跟随父亲到中国许多地方布道。1908年司徒雷登到南京金陵神学院执教，1918年，前往北京担任燕京大学第一任校长。1946年被美国政府正式任命为驻华大使，1949年离开中国，1962年在美国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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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出生在中国杭州的美国人司徒雷登，在南京踌躇满志地渡过了他人生中的第42个生涯。他有理由踌躇满志，因为从他1905年开始在中国传教以来的活动以及收到的效果，不仅让他所隶属的美国南北长老会对他刮目相看，而且也在中国获得了广泛的声誉。也是在这一年，位于北京的两所教会大学（汇文大学和协和大学）筹划酝酿已久的合并初步达成了一致。司徒雷登从来没有想到，他之后的命运会与这所合并而成的燕京大学紧密相连，甚至可以说是合二为一，彼此之间可以成为代名词。然而在当时别的人看来，出任这所还是将来时的燕京大学的最合适人选，则已经是非司徒雷登莫属了。

当年“学生志愿参加海外传教运动”的领袖罗伯特·斯比尔（Robert E.Speer）认为“司徒雷登深切了解中国，于在华传教人士中对中国青年最具影响力，而且才华与学养出众，思想开朗，中外人士都心仪其人。”因此他“判断”：“司徒雷登是‘北京大学’（后改名燕京大学）校长的最佳人选”。基督教青年会国际协会副总干事布鲁克曼（F.S.Brockman）则推荐说：“司徒雷登的才具足以出掌任何教会机构。他出身中国，此为其他同行所望尘莫及。他中文与英文都运用自如，而且深谙中国文学，可称一时无俩。他的心灵也属难得的品质。我相信他举世无仇敌。在未来的‘北京大学’里能调和中外，折衷新旧思想的，我不作第二人想。”（1）

1918年的下半年，美国南北长老会正式向司徒雷登下达了命令，让他去筹办“一所新的综合性大学”。但是司徒雷登本人对于这项任命却并非心甘情愿，在他后来的回忆录中，他说“……我实在不愿意去。我对金陵神学院的工作十分满意，在教学和研究工作方面已经得心应手，而且正在从事几项写作计划。”（2）他的许多朋友，也认为那几乎是个“无法收拾的烂摊子”，并且劝他不要去。但是他的一位老朋友哈利·卢斯博士（即美国著名的《时代》周刊创办人享利·卢斯的父亲）却对他表示了支持，但是他同时提醒司徒雷登，在他应聘之前，应当仔细审查经费方面的问题。

我们可以从一位燕京老教师的回忆中体会哈利·卢斯博士的提醒的深意。包贵思女士（她是冰心先生的老师）在她写于1936年的《司徒雷登传略》中回忆：“那时的燕大是一无可取。我们很局促的住在城内，没有教员也没有设备……学生不到百人，教员中只有两位中国人（陈在新博士与李荣芳博士）。许多西方教员，不合于大学教授的条件。”更要命的是“常年经费有一半是落空的”。（3）

而美国方面属意司徒雷登，也并非只是看中他的声望以及基督徒的身份。“1920年，他（司徒雷登，笔者注）从神学院毕业后，就和两位同学，在南方教堂中旅行了两年，为教会募捐。”包贵思女士在同一篇文章中回忆道：结果是“金钱潮涌到教会来”。（4）

虽然司徒雷登对于这突如其来的任命并不情愿，但是他并不是个畏惧困难的人，同时，作为一个出生在中国并对中国有深厚感情的美国人，他认为创建一所新大学，可以更好地服务于中国，而且这个任务跟他服务于自己的祖国美国也没有什么冲突。司徒雷登接受了聘请，但是同时约定：他不管经费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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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春天，司徒雷登正式走马上任，出任燕京大学的校长。6月份他到达北京，遭遇了他上任之后的第一次尴尬。那时候，五四运动结束不久，但是学生运动依然还是此起彼伏。在6月2日、3日、4日，学生游行示威的活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前后有一千多名学生遭当局逮捕。按照计划，司徒雷登应于6月8日跟学生们正式见面，算是新校长的就职典礼。不巧的是那一天政府释放了被捕的学生。本来就少得可怜的没有被捕的燕大学生，都满怀热情地跑到大街上去欢迎英雄们的光荣出狱，谁还顾得上这位上任之初的司徒校长？

不过，让司徒雷登头疼的不是突如其来的尴尬，这种局面对于熟悉中国形势的他来说，也许是意料之中。

虽然一开始曾经约定他不负责经费的问题，但是一旦坐上校长的位置，这个问题就会来困扰他。在他后来的回忆录里，他回忆道：“当时学校一点现款都没有”。而学校当前的情况却需要更换一个更适合发展的校址，不然燕京则没有办法发展。根据司徒雷登的学生韩迪厚回忆，1919年的秋天，司徒雷登接手的燕京大学是这样的景象：那里有五间课室。一间可容一百学生的饭厅，有时用这间大屋子开会，也有时用来讲道。还有三排宿舍，一间厨房，一间浴室，一间图书室，一间教员办公室。另有网球场和篮球场。此外刚弄到手一座两层的厂房，原是德国人建的，可以改作课堂和实验室。（5）怪不得司徒雷登头疼！也怪不得司徒雷登抱怨：“我接受的是一所不仅分文不名，而且似乎是没有关心的学校。”（6）

没有办法，只有自己来。那个不负责经费的约定对于他来说，不过是一纸空文。他开始在老朋友哈利·卢斯博士的帮助下募捐资金。募捐资金难免遭逢尴尬和白眼，但是司徒雷登觉得，即使募捐不成，那么也要和对方交为朋友，以便之后燕京大学的道路能够更加顺利。不过，他内心深处的感受，则是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他曾经感叹：“我每次见到乞丐就感到我属于他们一类。”如今美丽的燕园还在，只不过已经更名为北京大学。司徒雷登是怎样找到了这个地方？又是如何把它变为燕京大学的新校址呢？在他的回忆录中，司徒雷登记载了他寻找校址的过程：

“我们靠步行，或骑毛驴，或骑自行车转遍了北京四郊也未能找到一块适宜的地产。一天我应一些朋友之约到了清华大学堂，其中一位朋友问道：‘你们怎么不买我们对面的那块地呢？’我看了看，那块地坐落在通往颐和园的公路干线上，离城五公里，由于那里公路好走，实际上比我们察看过的其他地方离城更近，因而十分吸引人。这里靠近那在山坡上到处集簇着中国旧时代一些最美丽的庙宇和殿堂，并因此而著名的西山。”（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