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的10年间，日本巨变，世界也在巨变。成吉思汗的铁蹄、拿破仑的战刀或是恺撒大帝的军团虽然在漫长的历史中曾经无情地碾过平静的土地，但显然，这些被后人追捧的英雄并不曾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即使他们统一了一片广袤的土地，国家与国家之间依然保持着难以逾越的距离。这个让人失望的事实直到此时才有所改变。

从19世纪开始，火车与轮船的出现彻底改变了人与人、国家和国家之间的交际方式，他们将一次遥远的旅行从几年变成了几个月，甚至几天。

1837年，一种叫做电报的东西开始冲击人们的大脑，它破天荒地让所有人能在瞬间知悉世界的变化和在远方的亲人的情感。

在我能看到的历史著作中，充满了对成吉思汗、拿破仑、希特勒的顶礼膜拜，而我看来，轮船、火车以及电报的发明才是真正值得记忆的往事，因为这是全人类的胜利。

在这些伟大发明的推动下，西方国家工业化进程已经基本完成，他们像贪婪的毒蛇，舔舐着在沉睡中的东方国度。中国此时还半梦半醒，渴望通过洋务运动改变落后的面貌。1865年，中国第一艘实用蒸汽船“黄鹄”号建造成功。同年，苏淞太道道员丁日昌在上海虹口购买了美商开办的旗记铁厂，李鸿章又将丁日昌原来开办的炮局及总兵韩殿甲的炮局并入，并新配备了容闳在美国购买的一批机器，曾国藩、李鸿章两人由此正式奏请成立“江南制造总局”。李鸿章在9月20日写了一份很长的奏折——《置办外国铁厂机器折》，详细说明开办此厂的重要性。他认为“机器制造一事，为今日御侮之资，自强之本”，而且现在制造的机器是为军事所用，日后一定运用普及，“洋机器于耕织、刷印、陶埴诸器，皆能制造，有裨民生日用，原不专为军火而设”。他甚至预言道：“臣料数十年后，中国富农大贾必有仿造洋机器制作以自求利益者。”

毫无疑问，江南制造总局堪称近代中国第一家新式工厂，是晚清规模最大的军工企业。它从生产枪炮弹药开始，逐渐发展成为融修造船舰、炼钢炼铁、机械制造为一体的综合型新式企业。它建起了中国第一座炼钢炉，生产了大批车床、刨床、钻床、锯床和起重机、抽水机、汽炉机等，成为中国机械制造产业的开端，有“机器母厂”之称。它后来更名为江南造船厂，一直是中国最重要的船舶制造基地之一。2010年，位于黄浦江畔的工厂原址成为了上海世界博览会的主展区，百年复兴梦想，居然在此巧合际会。

就在江南制造总局开办的同时，另一个地方大员闽浙总督左宗棠在福建马尾创建了福建船政局，林则徐的外甥兼女婿沈葆桢任总理船政大臣。它造出了第一艘铁甲军舰，组建了第一支现代意义上的海军——福建南洋水师。左、沈两人还创办了培养科技和管理人才的新式学堂——福州船政学堂，它以中文、法文双语开课，所用教材均是来自欧洲的原版教科书。优秀的学生被选拔到英国和法国的大学深造，他们在后来的半个世纪里一直是中国海军的骨干力量。

江南制造总局一开始主要生产一些小型的装甲快艇、步枪、火炮和子弹。1867年5月，曾国藩奏请朝廷提留部分海关税款建造大型舰船。第二年8月，工厂生产出第一艘自行设计、制造的木壳轮船“恬吉”舰。轮船下海时，上海万人空巷，争相观看，欢呼雀跃。曾国藩高兴地在试航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中国初造一号轮船而速且稳如此，殊可喜也。”其后五年，“操江”、“测海”、“威靖”和“镇安”等军舰相继造成，最大的“镇安”舰排水量达2 800吨，1 800马力，安装有20门火炮，已是当时亚洲最先进的军舰。

但这种繁华的背后掩藏着致命的忧患。后人都说，清朝的洋务运动是一场留着辫子的改革，其走向的道路必然是披挂着近代化的外衣自寻死路。换句话说，当时的洋务运动，不过是在腐朽的果实外边刷了一层艳丽的油漆而已。

在地球的另一端，美国商业文明也已经逐渐确立。1860年，美国人口3 900万，而奶牛的数量已经达到3 800万，换句话说，美国人人手一头奶牛。在不到10年之后，美国有145家公司在纽交所上市，一个叫安德鲁·卡内基的人拥有了自己的铁路，并且进军钢铁行业。J.P.摩根，作为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创建了一家富可敌国的银行，以致美国政府都得跟他借钱度日。而最让人钦佩的人叫做洛克菲勒，他在几年内成为美国人心目中最狡猾、最令人生畏的企业家，他将所有石油公司组成一个巨大的垄断集团，完全操纵了黑色金子的价格。

德国在1871年完成统一，他们正在积蓄力量，渴望更加强悍。从更加宏观的商业角度来看，德国的统一正毫无保留地验证了工业文明的强大力量。德国领袖“铁血宰相”俾斯麦统一了德国之后，德意志诸邦的总人口已经超过了老牌劲敌法国，其国民生产总值和钢铁的产量也都遥遥领先。工业革命的浪潮带动了德国国内商业的发展，庞大的军工企业应运而生。更重要的是，这个国家的初等教育水平极高，在整个欧洲都是首屈一指的。而大学里面的科学设施更是占据着世界最先进的地位。

日本的崛起正在此时，天时、地利、人和，无一不为日本打开了通向繁盛的道路。他们偏居海外，避免了像大清朝那样在毫无抵抗力的情况下接受工业文明和枪炮的冲击。海洋就是一扇虚掩的大门，可以打开迎接新制度、新科技、新理想，也可以随时关闭，将入侵、水土不服阻挡在外。

同时，日本，这架巨大的国家机器也在努力自我更新、吐纳。从19世纪60年代末期开始，一群脱身于武士阶层的愤青拿起武器和思想，开始讨伐落后的幕府势力。他们以明治天皇的名义，经过暗杀、革命、暴动和武力对决，战胜了封建势力的代表。而这些被儒家思想熏陶、读着《三国演义》长大的年轻人来自最有实力的四个地方藩镇——长州、萨摩、肥前和土佐。在战斗胜利之后，这四个藩的势力自然成了明治新政府的主导力量。

所以说，明治政府，是这四大藩的年轻的政治精英通过斗争和妥协而形成的新组织。这个组织一建立，就隐含着各个藩之间利益的斗争。值得玩味的是，这种斗争一直持续下去，却让日本的政治机器越加牢固，达到完美且奇妙的平衡。

为了让国家机器顺利运转，在1868年之后，政府的组织架构屡屡改革，新官职名称层出不穷，就是领导者自己都常常弄不清自己的名头。

明治政府刚成立之后，天皇之下设立了总裁（不是CEO）、议定、参与三个职位，分别由公卿、以前的藩主和武士中的精英担当。后来又设立了太政官，职能类似于中国的宰相，可以说是天皇之下万人之上。到了1871年，权力核心演变为太政大臣和左右两院。太政下边设立了大藏（财务）、工部、外务（外交部）等省。太政大臣相当于总理，左院负责司法、右院负责草拟政令。

这些身居要职的人之间也有斗争和妥协，斗争和妥协的主角有以下人等，他们思想开放、年少轻狂、胸怀大志：

明治三杰：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西乡隆盛。

后起之秀：伊藤博文、井上馨、黑田清隆、大隈重信。

战争狂人：山县有朋。

应该说，这些当时还很年轻的人领导了日本的彻底变革。我作了一个统计，明治维新之时，他们的平均年龄是28.5岁，难怪梁启超曾经万分感叹地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

如果，再一次讨论为什么中国的百日维新走向了失败，那么其中一个原因必然是，中国的少年还不够强。

也许，在读者的眼中，我笔下的历史过于复杂了，和这个崇尚速成、快餐、浮躁的世界颇不相容。但我依然愿意坚持自己的初衷，我渴望写出具有价值的故事和历史，那么构成形形色色人类社会的最基本因素，就是这些人。更何况，这些人曾经奋发前进、勇于面对困境，虽然他们也有偶发的贪婪、软弱，虽然他们的基因里也有背叛和虚伪，但放到一望无际的历史当中，这些人无疑是伟大的、爱国的。所以，我情愿做一个守墓者，即使你难以下咽这些文字，我还是要一笔一笔地记叙他们身上发生的故事，看清那个年代的日本。

那么，让我慢慢道来吧。

在这些少年当中请格外关注以下几个人：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西乡隆盛和伊藤博文。

大久保利通，生于1830年9月26日，家境殷实，他的父亲大久保利世是萨摩藩鹿儿岛著名的藩士，对王阳明的心学兴趣浓厚（又一个中国哲学的继承者），同时还研究历史、禅学、西洋学说等，是个不折不扣的改革派。

大久保小时候就是听着王阳明的故事、《三国演义》长大的。成人之后，父亲希望他能成为一个杰出的政治家，于是16岁的大久保利通步入政界——担任藩记录所的助理。在他端茶倒水几年之后，因为在萨摩藩藩主继承问题上，大久保利通站错了队伍，结果被革职。

风水轮流转，很快，大久保利通官复原职，由于表现优异，被提升为藩记录所书记（相当于藩秘书处的一把手）。在长州与幕府的战斗中，大久保利通和老乡西乡隆盛一起在京都、萨摩、长州间奔波、斡旋，最终促成了萨长联盟，并且一举打败了幕府，完成了“大政奉还”的光荣使命。

木户孝允，生于1833年。少年时便剑法精绝，威震长州藩。后进入长州藩政府工作，参与倒幕运动，为勤王英雄高杉晋作提供了无私的帮助。倒幕后进入明治政府，权倾天下。

伊藤博文，生于1841年10月16日，周防国熊毛郡束荷村（现日本山口县南部）人。他是日本最著名的总理大臣（注意，没有之一），他热爱金钱、战争和女人，有铁血、冷酷的一面，也有柔情似水、为兄弟两肋插刀的时刻。他始终把国家的扩张、富强放在第一位，却一不小心成为东亚各国深恶痛绝的战争贩子。

伊藤博文幼年时家境贫寒，父亲外出打工，小博文就成了名副其实的留守儿童。身体虚弱、脸色时常铁青，所以常常被村里的孩子们欺负。小孩子们一边追打他一边骂：“你是个青色的葫芦娃！”

葫芦娃伊藤虽然性格软弱，但脑子灵活，还很会搞关系，在外公家住了一段时间之后，居然跟欺负他的那些小孩子成了兄弟，常常一起嬉戏游玩。但这孩子脑子太灵活了，常常让小兄弟们受伤挂彩，有的还差点送命。

有一次，几个孩子玩打仗的游戏，博文率领的队伍潜伏在芦苇深处，看到“敌军”过来了，博文下令几个人正面出击和敌人打斗，另外几个人跟着他迂回到敌人背后。

几个孩子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但这位“将军”一向用兵如神，不好多问，就随着他在芦苇里匍匐前进。等他们绕到敌人背后之时，博文同学竟然从口袋里拿出了打火石，将芦苇点燃。估计他也学会了借东风的把戏，火借风势，冲着“敌军”就烧过去了。“敌军”和正面的小孩子们打得正欢，忽然觉得后边炽热，连忙回头，才看到火苗汹涌而来。这场战斗的结果是几个孩子被烧伤破相，伊藤的外公无奈地为这场“战争”支付了大量赔款。7岁看小，8岁看老。小小年纪的伊藤博文心狠手辣、工于心计，难怪能成为一代枭雄。

之后的日子里，伊藤博文拜日本著名学者、中国王阳明“新学”的集大成者吉田松阴为师，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求学生涯。再之后，他参与暗杀、倒幕，在新政府成立之后，被木户孝允所赏识，得以重用。

这几个人构成了日本独特的藩伐政治的核心，他们有强大的政治势力，也借此积累了丰厚的金钱财富。毫不夸张地说，19世纪日本的崛起就是他们一手炮制出来的。

虽然也有利益的冲突，但是，在治国安邦、脱离贫困、赶超欧美的理想上，他们达到了高度统一，采取了一系列强势手段。

首先，是废藩置县，日本人自己称为版籍奉还，版的意思是土地，籍就是户籍，也就是让土地和人口重新归政府统一管理，彻底结束各地藩伐势力割据的局面。

这个工作异常庞大，因为在明治政府成立之后，散落在各地的藩有280个，他们各自为政，有自己的货币和财政制度，有些还有自己的武装，如果政策过于急躁会让日本再度陷入混乱；如果太怀柔，又难免会削弱新政府的威信。

最初，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加上西乡隆盛分别向自己的老家长州、萨摩、肥前和土佐几个比较开明的藩主游说，劝他们交出政权。这些政治老油条不提废藩，还向藩主保证，只要交了权还有高官厚禄、良田千顷，以前你是一个藩的领导，以后你要是表现得好还能成为国家的领导人。

1869年3月，这四个藩正式移交政权。这其实很好理解，一来，明治政府基本上就是这四个藩的武士一手炮制出来的，他们都跟藩主互相信任。二来，交出政权也是表个姿态，我们支持新政府绝不是出于私心，我们是为了国家大计着想，你看，国家要我们交权我们就交。

为了兑现承诺，明治政府让藩主担任自己藩的藩知事，不仅仅仍然享有主权，还能额外拿到政府发的工资。四个藩的藩主美坏了，不仅端上了公务员的铁饭碗，还能照旧说了算，哪有这样的好事？之后，其他的藩也都哭着喊着要拿工资，当国家的公务员。当然，这个改革也不是一蹴而就，总有那么几个藩持观望态度。木户孝允等人给那些不听话的藩下了最后通牒，如果不交权就刀枪说话。

当时，明治政府也确实有实力说这样的话，长萨的力量不可小觑，他们武器先进、士兵不要命，美英的战舰都不放在眼里，还怕你们这些土财主？

在软硬兼施的策略下，到了1870年年初，日本的各个藩主都在形式上交出了政权，藩主这个名称从日本历史上彻底消失。

政治有时候就是下黑手，过河拆桥、鸟尽弓藏是各个国家政治精英奉行的经典。版籍奉还之后，在长萨的支持下，明治政府立刻建立了一支强大的皇家亲兵，这支队伍有炮兵、骑兵、步兵，论实力，各个藩的军队都比不上。天皇又搞了几次军事演习，让其他藩看得不寒而栗。

军队有了，天皇的权威也树立起来了，各个藩主，你们也该下课了！

1871年，天皇正式下令——废藩置县。所有的原藩主（知事）都搬家到东京来，以前他们一年住在江户，一年可以在自己的领地撒野，从现在开始，都要老老实实地待在首都，寸步不离。

接着，政府把原来的280个藩精简为72个县（省级区划），从中央派人到县担任知事。要说日本人的工作效率那是相当高，只用了3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这项伟大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