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有人劝父亲续弦另娶，父亲就会拿出母亲的照片说：请不要在我的夫人面前谈此事……

父亲被释放之后到上海担任上海法学院的教务长，同时还加入了律师公会，成立了自己的律师事务所。1925年，在共产党领导下成立了“中国济难会”，在1929年改名为 “中国革命互济会”，其主要任务是进行募捐，然后用捐来的钱支持罢工运动、救助伤亡以及被捕的人。父亲跟“济难会”的关系是很密切的，律师的身份为他配合“济难会”的工作也提供了很多便利。从那一年起，父亲开始从事大量的营救被捕的进步人士的工作，我记得曾经有一个人被国民党七次抓捕，父亲则进行了七次营救。父亲常常为他们进行免费辩护，还亲自把他们保释出来。

1934年3月17日，我的母亲去世了。母亲入殓的时候，父亲把他自己的照片放了一张在母亲的胸前，并且将母亲的照片放在一个金属小盒子里面随身携带。后来每当有人劝父亲续弦另娶，父亲就会拿出母亲的照片说：请不要在我的夫人面前谈此事。他们的感情这样深厚，父亲为母亲的去世悲痛不已。

但是在料理丧事期间，父亲法学院的一位同事李剑华的夫人打来电话，说李剑华被捕了，可以交保释放。虽然当时母亲的后事还有很多没有处理完，但是父亲还是立即跑去亲自保释李剑华了。

其他五位考虑到父亲年纪比较大，表示他可以不参加绝食，但是父亲却不肯……

1936年11月23日凌晨2时左右，父亲忽然在上海的住所遭到公共租界巡捕房的逮捕，后来知道王造时、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史良、沙千里等六个人也一起被捕。这就是著名的“七君子被捕事件”。被捕的当天下午，父亲等人在法庭上义正言辞、据理力争，到晚上8点左右，七个人就都陆陆续续地获得了保释。但是没过几个小时，法庭再次下了拘票。父亲到家后没有多久，就又被带走了。

在囚禁的过程中，父亲与其他五位先生被关押在一间屋子里。父亲跟他们提出：六个人是一个人，要有“一致的主张和行动”。经过商量，他们商议出三项原则：关于团体（指救国会）的事，应有团体解决；关于六个人共同的事，应由六个人共同决议解决；关于个人的事，应由个人自己负责。他们还商量好：如果当局把六个人分开羁押，那么大家就一致用绝食来抵抗。其他五位考虑到父亲年纪比较大，表示他可以不参加绝食，但是父亲却不肯。

父亲他们被捕之后，国民党为了阻止他们和外界联系，规定18岁以上的人不允许探监。小孩子不在他们阻止的范围之内，当时邹韬奋、章乃器、李公朴三家的孩子和我哥哥的孩子都10岁左右，被允许可以探监，这几个孩子都曾经到监狱里给大人们送信或者取信出来。

“七君子事件”经历了很多周折，后来在社会各界的积极营救之下，父亲他们终于在1937年7月31日走出了监狱。

1937年8月，父亲和共产党开始有直接的接触。从那以后，父亲跟共产党方面的联系就一直没有断过……

“七君子事件”之后，我开始照顾父亲的生活，并且协助他的工作。当时全国抗日战争已经开始了，父亲从上海抵达南京参与国共合作的活动。父亲到达南京之后，蒋介石单独找到父亲，要求他解散救国会，但是父亲坚决不同意，彼此相持不下。

1937年8月，父亲和共产党开始有直接的接触。当时叶剑英曾经托别人交给父亲一张被国民党关押的地下党员的名单，让他以救国会的名义进行营救。从那以后，父亲跟共产党方面的联系就一直没有断过。

父亲跟周总理的联系很多，尤其是11月份他到了重庆之后。在重庆，父亲住在梁庄，住在他对面的是一个叫王炳南的党员，王炳南经常跟总理联系，父亲跟他住对面，自然也就能知道很多信息。父亲自己经常去找总理，董必武也常常跟他一起去。

到了1939年，局势开始变得复杂了。虽然还在谈国共合作，但是国民党在召开的五届五中全会上确定了“融共、防共、限共、反共”政策，并且还设置了防共委员会。这些事件直接导致了后来的“皖南事变”。这一期间，父亲和他的朋友们根据周总理的建议，把救国会发展成为一个政党性的团体，进行了大量“重建救国会”的工作。1941年，国民党召开第二届国民参政会第一次会议，共产党拒不出席，父亲以及救国会也就没有参加。

1957年，一些曾经跟他在一起奋斗过的同志和战友，都被宣布为右派

新中国建立之后，父亲担任了最高人民法院的院长，主动解散了救国会。后来总理得知救国会被解散，感到非常惋惜，认为应该保留下来。在那个时期，父亲住的房子很宽敞漂亮，还有一个警卫排。他曾经提过一个意见，说共产党对民主人士太优待了。但是那时候他跟毛主席的直接接触并不是很多。

在日常生活中，他每天都去打太极拳，借此来锻炼身体，另外他还很喜欢打乒乓球、阅读报纸、关心时事，在他的书桌上，摆满了主席的著作。

1957年，一些曾经跟他一起奋斗过的同志和战友，如他的秘书李庚、民盟的叶笃义等都被宣布为“右派”。对此他感到很不理解，思想上很矛盾、也很痛苦。他对毛主席崇拜到了迷信的程度，他不明白毛主席怎么会搞出“反右”的运动呢。他的这些思想，只是偶尔跟他的好朋友胡愈之有过一些交流。但是对于党当时的种种政策，他还是竭尽全力地去服从。

1963年1月2日，是父亲的88岁大寿。那一年的元旦，周总理以全国政协的名义，在北京政协礼堂举行宴会，招待北京70岁以上的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大代表以及各民主党派的中央负责人，为父亲祝寿，同时也算是给各位老人集体祝寿。在祝寿会上，总理说父亲是“民主人士左派的旗帜”，这是对他很恰当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