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给人无私的帮助这方面，他让我们这些一心“为人民服务”的都无法理解……

在三反五反的时候，父亲被派去检查登记琉璃厂古玩店库房里的大量文物。在这个过程中，父亲接触到了大量的文物，他自己说当时看到了“几十万件东西”，同时也积累了大量的知识。这些知识再加上后来多年的工作积累，就成了他以后能够做服饰研究的基础。

父亲做服饰研究的方法，是从材料、花纹的发展，以及各种级别的人所用装饰的不同，考辨流源，我们觉得他的工作是索然无味的，有些专业的用语和字都要查字典才能认出，但是父亲却做得津津有味。对于他所做的工作，父亲一再说只是“资料”、“研究的资料”，而不是“服饰史”。后来中央工艺美院在编写教材的时候，父亲一一过目陶瓷、漆器、丝绸等方面的教材，然后在打印出的草稿上密密麻麻地写上很多修改意见。另外，景德镇在建立陶瓷博物馆的时候，父亲也提出了很多意见。我们解放后受到的教育基本上是“无私奉献”、“为人民服务”这一套，对于这些政治口号，父亲怎么也喊不出来。但是在给人无私的帮助这方面，他让我们这些一心“为人民服务”的都无法理解：你自己辛辛苦苦地搞了半天，就这么轻易送人了？后来随着岁月的变更，我才发现，我曾经嘲笑父亲不懂政治，其实，我们也不懂。

父亲住在一个小学的教室里面，漏雨漏得一塌糊涂

1969年，林彪的“一号令”下达之后，老弱病残都要到第三线去。我们全家人只有我一个人留在了北京，母亲在干校联队里，每天下地干活。父亲则作为老弱病残被安排在距离母亲二十里外的村子里面，一个人过日子。

当时我在单位请了假送他到湖北咸宁，把家中的家具等东西也一并捆起来带着。跟父亲一起去的，有一个修复铜器的专家，还有一个拓印方面的专家。把他送到之后，我把东西交给母亲，就匆匆赶回了北京，都不知道他最后被安排住在哪里。后来我几次去看他，发现他这回住在这儿，下回又住到那儿了。

我第一次去探亲的时候，父亲住在一个小学的教室里面，漏雨漏得一塌糊涂。我到了那里以后，看到父亲有一张小床，床上有一床帐子，帐子上面是一块塑料布。就是这塑料布，还是别人帮他搭起来的，他自己没有这种能力。床的旁边是一摞箱子，底下用砖垫着，上面也是一块塑料布。地上是一块块的砖，进屋的时候就踩着这些砖走进去。我在那里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就赶到了母亲那里。

我第二次去的时候，他又搬家了。他自己也搬不了，就由别人帮忙把那些东西搬到一个农民的院子里面。那个农民的院子一层是天井、大门洞、猪圈、灶房，二层楼才是住人的地方。父亲当时就住在一层的一间房子里面，房子有门，但是关不上；有窗子，但是是用两块砖头做成十字撑成的。后来他又跟母亲一起被转到丹江。

到了丹江之后，父亲以看病的名义回到了北京，然后开始修改《服饰资料》。那时候，父亲住的是历史博物馆的宿舍，本来是三间，其中有两间是连着的。后来其中的两间不让他住了，把他赶到了另外一间屋子里。那两间屋子里面的东西也被扔了出来，塞到没有连着的那间屋子里。没有厨房，朋友帮他在房檐底下搭了一个小棚子，只能放下炉子，以保证不至于淋水，人却只能站在外面做饭。过了将近一年，母亲才调回来。母亲的单位《人民文学》出版社在另外一条胡同给了她两间房子，父亲则还是住在原来的那一间房子里面。早晨他自己胡乱吃一点，中午到母亲那边，母亲给他认真做一顿饭。吃完之后，他再带着晚上和明天的（饭），回到自己的住所接着修改《服饰资料》。他每天就这样来来回回地走一公里多一点的路程。

在修改《服饰资料》的过程中，父亲发现自己最初搜集的资料和草稿都被红卫兵抄家抄走了，没有了这些，父亲的工作很难进行。后来有些领导提出修改工作很必要，资料才陆陆续续地还到父亲手上。这时候还有一个困难，那就是插图的问题，这个问题是由父亲的忘年交王xu协助他完成的，后来他自己花钱又请了一个助手王亚蓉来协助他画插图。

1972年以后，父亲被调到科学院工作，专门建立了一个服饰研究室。这个研究室就是以父亲、王（两个予字）xu 、王亚蓉为主。在这个研究室里，父亲完成了《服饰资料》的最后工作。按照父亲的思路，他们还有另外一共十二个专题，但是都没能做下去。

如果让父亲按照指定的方式去写，那么他就不写了，写不出来

在临近解放的时候，父亲在给朋友的信中写到：现在是一个要在“思”和“信”之间做出选择的时代。过去我们工作，是“思”，现在则要求我们“信”。多少年过去了，这样的问题依然存在。巴老在晚年撰写《随想录》，其实也是对于这个问题的思考。父亲觉得，要他从“思”的工作状态转到“信”的状态，实在是太难了。他们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都非常注重自己的独立人格和独立思考的权利。

当时父亲的境况是，如果让他按照指定的方式去写，那么他就不写了，写不出来；如果可以让他写下去，那就得同意他按照自己自由思索的结果来写。

身处文坛之外的父亲，还大量阅读当时的文学作品，并且有自己的见解，还很喜欢跟我们讨论。解放之后我们只是阅读苏联的小说，但是他却鼓励我们各个方面都要涉猎一些。父亲跟他以前的朋友还有一些交往，但是跟以前比起来比较少了。对于跟他非常要好的朋友巴金，父亲有时也批评他“整天在天上飞来飞去”。但是他跟巴金之间的情谊却一直保持着，彼此之间也非常关心。巴金每次来北京，基本上都来社科院父亲的宿舍看望他。有一次巴老到了社科院的时候，恰巧电梯停了，巴老还是坚持爬电梯上来跟他见面。而父亲每次到上海，也总要到巴老家中，包括我们兄弟几个去上海，他总是叮嘱我们“要到巴老伯家看看”。至于他们谈什么东西，我们不得而知，推想起来应该是当时文坛的一些状况。

《芙蓉镇》刚刚出来的时候，他说这部小说“还有点味儿”。母亲当时在《人民文学》做编辑，每当有新人出来的时候就会告知父亲，父亲还是很关心文坛的情况。但是他自己已经不再写了，他总是觉得没有了生活，“隔”了。

这期间父亲也曾经企图重新拾笔。我的四堂舅早年参加革命，后来在合肥被国民党枪毙，舅妈带着几个孩子过着非常凄苦的日子。父亲对于四堂舅的事情很感兴趣，专门到了宣化去采访我四舅妈和我表姐，也积累了很多的资料。有一年，父亲请了创作假，跟很多作家到江西度假，想把四堂舅的事情写出来。这个过程对于他来说很痛苦：他写不下去，条件和环境跟他过去的环境都不一样了。

父亲很不善于表达他对我们的爱，但是他又默默地为我们做着很多事情

1957年，发生了一件我这辈子永远也不能忘记的事情。

考大学的时候，我本来一心想学医或者学美术，但当时的形势是号召大家去学兵工，我就响应号召去学兵工了。在大学里，我入了党，做了团总支部书记。但是到了1957年，我被打成了右派。事情发生以后，我没有敢跟家里说，借口工作忙，长期不回家。但是到了后来，我被开除团籍、党籍、开除了一切。这时我没有别的办法，只好跟家人说，然后回到了家中。

我回到家中之后，父亲没有说什么，也没有安慰我。他所作的唯一的一件事，也是我终生忘不了的，就是把他的一位老朋友刘祖春请到了家中。刘祖春是在抗日战争就到延安的老党员之一，当时被下放到昌平。我们两个人在院子外面的小路上边走边聊，聊了大约有一个小时。我的心情一下子就舒畅了很多，这种心情别人是体会不到的：在“反右”的时候，你本来是革命里面的一员，还是一个小头头，忽然就成了反革命，所有的人都回过头来集中批判你，这个也不是，那个也不是，你还得认着。但是忽然来了一个跟你经历相近甚至比你还委屈的人跟你聊天，不是来安慰你，而是让你正确对待、看得平常一点，至于自己，该坚持什么就继续坚持什么。我不知道为什么，他的这番话对我的影响很大，一下子从过去的阴影里走了出来。

这一切看起来是那么自然，但是后来我想起这件事的时候，才觉得这是父亲的刻意安排。刘祖春当时下放在昌平，我也只是在周六、周日才能回一次家，我们的会面决不是偶然的。他这种方式对于我们这种既有一点自负、还有一些自尊、同时又有一点自卑，各种情绪纠缠在一起的人来说，感到十分适用。父亲很不善于表达他对我们的爱，但是他又默默地为我们做着很多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