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元旦过后的北京，刚刚下过一场大雪，化雪的阴冷让我这个南方孩子很不习惯。实际上，每年到北京出差十趟也不算稀罕，但是却始终无法适应北京的天气，无论是哪一个季节，你始终能在首都找到相对应的极端气候。我把自己包在一件厚厚的摩托羽绒夹克里……这衣服光听着就别扭，摩托夹克很好看，羽绒服也有挺好看的，但是夹上了羽绒之后，我浑身鼓鼓囊囊像足了20年前的史泰龙，还是短腿版的。我裹着这么一件变态的衣服，上了出租车，十分郁闷。2008年开始，所有的北京出租车都禁烟了，我站在出站口，心理斗争了良久，没能斗过天气，叼着根没点着的烟上了车，硬是憋了十分钟之后，司机突然问我：“哥们，想抽烟是不？咱俩一起吧？”我内牛满面。

我和张源是前后脚到的酒店，我下午住进去，晚上点他到了，发了条短信给我：“302。”那时候索马里之行还属于报社高度机密，我们从心理上就站到了一个高度，感觉两个地下党终于在北京接上了头。没多会小郭子打着车过来了，把我们接去了蜀国烤鱼，给咱俩接风。

就我们这帮兄弟来说，在全国各地定点了不少的食堂，上海有马大姐烧烤，香吧岛小龙虾，在北京有蜀国烤鱼等等，不过这事不能说太细，否则这稿子看着像51点评网专刊。但是想过去，念今朝，我此起彼伏，2008年奥运的时候，我们十几号人缩在北京办事处的房子里，天天看着电视写稿。采访证就那么几张，都摊在体育部头上了，剩下的只能跑跑外围，偶尔有张把票能进场看看比赛就跟过年一样。我很不幸地分到了刘翔比赛那一场，大家都知道我没用错形容词，因为他还没开跑就退赛了，剩下的场面如同鸡肋……

每天除了看电视就是吃吃睡睡，我偶尔赶大早起床跑去天安门广场，撞大运遇见了个骑自行车不远千里来的老大爷，拍了照片写了文字发回去，老毛给我发了朵小红花，我笑得跟花儿一样。那时候几乎天天在办事处楼下的麦当劳解决三餐，哪天重要比赛结束得早，得空去下蜀国烤鱼就能让人兴奋好久，所以我们爱蜀国烤鱼爱得很深。

又远了，回来。

索马里大使馆看起来并不气派、豪华，但是占地面积广大，空旷的草地中间有着一幢小小的房子，院子里停着两辆年龄比我还大的老爷车。我腹诽大使没有经济头脑，如果他找个投资商，在这块地里建两排小公寓出租，以这地段，光租金都够他吃香的喝辣的了。如果步子迈得再大一点，眼光放得再长远一点，在四环外租个地下室，把大house改成主题慢摇吧，从索马里进口倆黑珍珠坐镇吧台，找倆明星上这里炒炒绯闻，再向全世界散步一句广告词：索马里旅游，勇敢者的游戏。然后弄上一堆花里胡哨的体恤衫放在吧里出售，上书一个大字：我终于到过了索马里，那什么MIX、CARGO、VICS、COCO全都得歇菜。

好吧，其实话不是这么说的，再说下去就影响两国关系了，我只能这么总结：索马里大使馆的面貌充分反应了索马里的国情，朴素而严肃，尤其是在高楼林立的首都。

大使办公室在二楼，上去左转通道到底就是，通道中间还有一间办公室，里面坐着赵秘书，后来跟我们打交道更多的是她。

和大使约好的上午10点，我们提前了一点，耐心在秘书办公室里等候，不一会，门外传来了一阵咯噔咯噔的脚步声，一个西装革履的黑人出现在我们眼前，赵秘说：这就是大使阿威尔先生。这是一个面色相当和善的男人，而且看得出养尊处优、睡眠充足，没一点黑眼圈。后来我们才知道，人家根本就不住在索马里，而是生活在瑞典，来北京常驻已经算是憋屈了。见到我们他很高兴，因为这个地方十天半个月的难得有个把人跑过来，这次一下来了俩，简直是热闹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