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哥跟站在里面的人打了个招呼，看样子是认识。我们一看有戏，我赶紧掏出烟散了一圈。张源比我大气，直接掏出一包白色万宝路放在桌子上，看来这一招是国际通用的，兵爷的态度明显好了起来，拿出两张凳子让我们坐下。我们没想到的是，胡哥居然和宪兵队长认识，他们站在楼里的一个通道中间，强烈的日光从走道尽头的一扇窗户射过来，打出了一个强烈的剪影，两人如同进行黑道交易一般密谈着。但是队长的脸色逐渐由阴转多云，再渐渐地多云转晴，我们也开始放下心来。

后来我跟张源经常都在猜测，这个胡哥到底什么背景，认识大使，认识宪兵队长，在吉布提的几天里，看他去什么地方都是一副很搞得定的样子，黑白通吃，我们一直在想，他会不会是国安安排在索马里的特工，以后出去吹牛逼我们就可以说和国安特工在非洲并肩战斗过了，但是张源在书里这样写不好，把人家身份都给暴露了，于是我决定不写进去，你们就当没看见这段好了。

胡哥走了过来，让我把相机里的照片给队长看看，我已经把拍摄了边境的那张卡藏好，这一张里只有一些风景，还有前一天晚上在人民大会堂拍的，画面里，中国大使和吉布提内阁议长正在窃窃私语，胡哥跟队长说：“这是大使要他们帮忙拍的照片，要送给议长的。”此时队长抬头看了我一眼，眼神里明显多了些东西，然后竖起了大拇指。

扯虎皮拉大旗看来也是国际通用的。

“你们是来吉布提旅游？”队长拿着另外一包没开封的白万，开始和我们聊起了天。

“我们准备去索马里。航班取消了，只能在这里待几天？”

“索马里？”队长狠狠地吸了一口烟，瞪大了眼睛：“你们没事去那里干什么？闲的蛋疼？”

“我们……想去采访索马里海盗。”

只看见队长手天上一伸，然后在自己的胸口摸了一把，念叨着：“一起阿拉（音，我也不知道怎么写），真主保佑你们，一定要小心，这里和索马里比起来就是天堂，如果是我，一定会不选择去那个地方的。”队长说。

这个彪悍的黑人汉子，一句话让我们感觉到沉甸甸的。

回去的路上气氛明显轻松了许多，那个宪兵也没再用自己的枪顶着张源，开始和我们的向导和胡哥聊起天来。这次我们换了一条路，开到一半，进入一个村庄。

“这里基本上都是索马里过来的难民。”胡哥说。

按照我们的观点来看，小小的村庄看起来更像是一个废品收购站，在这个只有数百人的村庄中，没有任何的“永久性建筑”。几乎所有的房子都是围着一块大大的空地，用树枝作为骨架，周围围上一些铁皮、石棉板作数，房子都没有窗户。绿化还不错，板房前栽了几棵树，某个地方还摆了几张连海绵都快掉光的沙发。一个索马里男孩拿着自己的早餐兴高采烈地从我面前走过，一个塑料碗，里面是黄色的酱，碗口上摆了一个面包，我突然就想到了纪实摄影大师布列松那幅脍炙人口的作品：男孩——1954年的巴黎，一个男孩怀抱两瓶酒走在大街上，得意洋洋。于是我马上按下了快门——2009年，一个索马里男孩在边境村庄里带着自己的早餐走过“大街”，得意洋洋。

这可能是我这次的索马里之行，最爱的一张照片。

这里的人从来没有见过中国人，随着我们一行的出现，这个安静的小村庄突然就有了一个焦点，所有人的目光都跟着我们在转动。我下车后，宪兵也跟着下了，他从一个押送者变成了我们的警卫。远处应该是一个茶坊，一个红头发的男人坐在窗边，窗户用铁丝网蒙上。胡哥说这里的男人以红发为美，虽然染发价格很高，但是有点钱又臭美的人，总会去染上一染。空地的另外一头坐着一个男孩，我把镜头换成了广角，走到他面前，他依旧看着我，没有说一句话。我蹲在他的脚边，按下快门，他还是冷冷地看着我，十足老大的派头。“他有可能成为吉布提最成功的黑社会老大。”我对胡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