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七 宗教法庭(2)

宽容 作者:(美)亨德里克·威廉·房龙


可是,波斯教士们已经感到超凡脱俗的教义的成功使他们失去了大宗秘密收入,于是转为反对摩尼,请求对他施以极刑。起先摩尼受国王保护,但是老国王死后,新国工对宗教事务毫无兴趣,把摩尼交给教士阶层裁决。教士们把摩尼带到城墙下,钉在十字架上,还把他的皮剥下来挂在城门上示众,以此警告对这个预言家的异端邪说感兴趣的人。

随着与领导人物的激烈冲突,摩尼教会分崩离析了。但是预言家的零碎思想却象众多的精神流星,在欧洲和亚洲的大地上广为传播,在以后的世纪里在朴实贫苦的民众中引起巨大反响,民众不自觉地拣起了摩尼的思想,仔细审视它,发现它很合乎自己的口味。

摩尼教是何时、怎样进入欧洲的,我也不得而知。

很可能它是经过小亚细亚、黑海和多瑙河流传过来的。继而它翻过阿尔卑斯山,很快在德国和法国享有崇高声誉。新教义的追随者给自己起了个东方名字:凯瑟利,或者说“过纯洁生活的人”。苦恼的情绪迅速蔓延,以至在整个西欧,这个词与“异端邪说”相提并论了。

不过请不要认为“凯瑟利”因此形成了一个固定教派,根本没人试图另立一种新教派。摩尼教的思想对许多人产生了巨大影响,而这些人却又咬定自己只是基督教会的虔诚儿子。这使这种特殊形式的异端邪说非常危险,难以察觉。

有些病菌的体积大得在省级卫生部门的显微镜下就能看到,相对来说由普通医生诊断由这轩病菌引起的疾病并不那么难。

但是天神庇护我们不受在超紫外线照射下仍然能隐形匿迹的小生物的侵害,因为这些小东西还要继承世界。

用基督教的观点看,摩尼教是最危险的社会瘟病,它使组织的上层人物的头脑充满恐惧,这在各种精神苦恼到来之前是体察不到的。

这些话不过是些窃窃私语,然而早期基督信仰的最坚定支持者也的确表现出了这种病的征兆。就拿圣奥古斯丁来说,这个十字军的杰出勇敢卫士曾经一马当先摧毁了异教的最后堡垒,但据说他内心里却向着摩尼教。

西班牙主教普里西林于三八五年被烧死了,他彼控倾向摩尼教,获得了《反对异教法》的第一个试刀鬼的荣誉。

就连基督教会的头面人物也渐渐被可怕的波斯教义所吸引。

他们开始劝告不懂神学的门外汉不要读《旧约》,最后在十二世纪还宣布了著名的条令:所有神职人员都必须保持独身。不要忘记,顽固的波斯理想很快在精神变革的主要人物身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使最受人爱戴的艾西斯的弗朗西斯制定了具有严格的摩尼式纯洁的新修道院条令,为他赢得“西方释迦牟尼”的头衔。

但是当自愿的贫穷和灵魂谦卑的高尚理想慢慢渗入大众心灵的时候,当皇帝与教皇的又一场战争一触即发的时候,当外国雇佣军各自扛着镶有十字架和苍鹰的旗帜为地中海岸珍贵的弹丸之地拼杀得你死我活的时候,当大批十字军携带从朋友和敌人那儿掠夺的不义之财蜂拥回国的时候,当修道院长豢养一群阿谀之徒深居在穷奢极欲的宫殿的时候,当教士们乘马撞过清晨熙攘的人群去饱享狩猎早餐的时候,一桩不妙的事情已经注定要发生,而且真的发生了。

毫不奇怪,对基督教现状的不满首先产生在法国的一个地方,那里的古罗马文化传统虽然维持得最长,但野蛮却没有能够融化在文明之中。

从地图上可以找到这个地方。它叫普罗旺斯,包括地中海——隆河——阿尔卑斯山这样一个三角形。腓尼基人的殖民地马赛过去曾是、现在依然是这个地区的重要港口,这儿有不少富裕的乡镇和村落,有肥沃的土地、充足的雨水和阳光。

当中世纪欧洲的其它部分还在洗耳恭听长头发的条顿英雄的野蛮故事时,普罗旺斯的民间歌手和诗人就已经发明了新的文学形式,为现代小说奠定了基础。普罗旺斯人与邻邦西班牙和西西里有着密切的商业交往,这使人们能够及时接触到科学领域的最新图书,而在欧洲北部,这种书却少得屈指可数。

在这个国家里,再现早期基督教的运动在十一世纪的前十年就已趋明朗。

但是无论怎样牵强附会,这些都不能构成公开反叛。在一些小村落里,一些人有时含蓄地指出,教士应该象教民那样朴素无华;他们拒绝随爵士们奔赴疆场(啊,多么令人怀念古代的牺牲者啊!);他们要学一点拉丁文。以便自己阅读福音书:他们公然宣称不赞成死刑;他们否认“炼狱”的存在,而早在那稣死后六世纪,“炼狱”就被官方视为基督天国的一部分;而且(这是更重要的细节〕,他们不向教会交纳分文。

只要一有可能,反对牧师权威的叛逆首领就会被察出来,如果他们拒不改悔,还会被偷偷地扫地出门。

但是邪恶继续蔓延,最后不得不召集普罗旺斯各地的主教开会,商量采取什么行动阻止这场非常危险的煽动性骚动。他们的争执一直延续到一O五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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