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士人的放浪风，在魏晋司马昭统治时代到达了极盛，但是随着司马炎的改魏入晋，这种风潮却渐渐削弱，所谓的“魏晋风度”，从当初的“放浪形骸”，开始转向了“泰山崩于前而不变色”。比如到了司马炎统治时代，魏晋士人相互标榜的，不再是自己特立独行的生活状态，相反却是诗文唱和，大事面前临危不乱的风度。这样的变化过程，恰如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嬉皮士”文化的最终隐没一样，一来一种激进的文化现象，仿佛一个人的青春期一样，最终有回归理性的一天，二来社会环境的变化，也会让文化的生活风尚发生改变：司马炎时代，采取了优待士大夫的政策，原先的政治高压已经开始松动，严密的思想控制也不如以往，士人们获得了相对的自由，不必再去采取这样的方式来避祸，同时优厚的生活待遇，也让士人有了更多的追求。魏晋初期一代人的“放浪形骸”“政治理想”，被距离他们身后最近一代人的“享受人生”“奢靡浮华”所取代。在经过了让后人心驰神往的激情燃烧后，却渐渐转入了浮华与堕落。阮籍他们放浪形骸的外表，被后人有样学样，他们深深的哲学思考，与治世的理想，却被他们的模仿者们遗忘。所以，才有了西晋中后期中国整个知识阶层的腐化堕落。这是魏晋这个特殊时代造就的现象，在一个旧思想崩溃，新思想未曾诞生的时代，信仰的坍塌，道德体系的崩溃，就带来了这种特殊的乱象。对于那个时代这类现象的每一个代表来说，都只能说是一种悲剧。如果我们用阮籍驾车的例子，来做一个类比的话，我们或许可以说：那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们，都曾像阮籍一样，试图找到一条全新的道路，在经过了无数次无路可走的痛苦后，他们索性放弃了努力，开始坐在原地，享受生活虚华的狂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