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行为在当时可以算是大胆之举，历史的发展进程中恰恰需要更多的胆大之人才能进步。这就如同在破解一个死结时，偌干所谓的智者绞尽脑汁也没想出如何解开，亚历山大大帝倒好，管他三七二十一，一刀劈开死结。多么容易的一件事，料想亚历山大大帝如果没有这样的魄力和胆气，肯定不能在日后创立横跨欧亚非三大陆的王国。魏晋文人同样的一刀，既开启了后世学术之风的大门，也在某种意义上促成了文学的独立性。

文学和政治教化脱离后，魏晋时期的文学创作很明显的一个转变便是服务于政治教化的意向减弱了，魏晋文人把更多的个人感悟和情感添加进去，文学创作不再是单纯的政治教化工具，而开始演变成个人行为和文学行为。

魏晋时期文学形式的变化，同时也来自于“民意”。魏晋之前，中国文学的改革有个特殊的现象就是改革往往来源于上层人物，“宫廷”内部发号施令，说文风要改改啦，随之下面的人便马不停蹄地开始文学改革的方向和细节，这就像一滴浓浓的墨汁投入水缸一样，很快扩散到四方。可到了魏晋时期却是个特例，魏晋文风的改变来源于草根人物，众多委身于山野之间的文人在宣泄感情、寄托理想的同时，不知不觉已经对魏晋文风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虽说魏晋的文学集团内，出现了一些杰出的作家，如曹植、阮籍、庾信，但如果论成就高低，却当数不属于任何集团的陶渊明，他以超然不群的面貌高居于众人之上，漫长的隐居生活，成就了他瑰丽的文学成就。不与权力阶层合作的态度，融化入他的诗篇中，就是独具一格的山水诗，千载之下，当同时代的许多人物都被历史湮没，他的音容却依然熠熠生辉。但是“不合作”并不意味着不继承，他的田园诗不仅影响了整个东晋的诗风，更直接影响了整个唐朝的诗歌创作方向。如此看来，魏晋文人在整个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确添上了浓墨一笔。

二 言由心生

无论追溯到哪朝哪代，中国都是人口大国。虽说人多力量大，可人多了也容易成群结派，一旦志同道合，走到一起是自然之理。古时候家族之间向来以人丁兴旺为吉兆，在中国文学史上，同样如此，坚持同一个文学流派的人多了，势必这个文学流派就会成为当时主体文学。汉末魏初的“建安文学”便是活生生的一个案例。在文学上，文人们很容易互相敌视，也很容易互相结交，倘若是在同一个家族之内，彼此之间上下辈之间的文风影响就更为剧烈,久而久之便有了家族文学这一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