甚至为此，有些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魏晋的知识分子们，虽然讲究的是明哲保身之术，在政治活动中大部分都是消极的，但是在文学创作中，这种长期压抑的消极，却得到了最好的反弹甚至释放。魏晋时期的知识分子，行文大胆、开放，甚至无拘无束，都是中国文学中的另类，政治高压下的发泄，成为魏晋文学开始“自觉”的原动力。

魏晋时期的文化政策，尤其是西晋时期的文化政策，对魏晋文学的自觉改革，可以说推波助澜，魏晋的统治者虽然标榜封建社会的礼教思想，但是从司马昭到司马炎，却是一个重大的转折。司马炎登基后，深知司马家族属于篡逆上台，一味的政治高压，很可能会遭到曹魏政权同样的报应，因此对于知识阶层，转为怀柔政策，在这样的政策下，司马炎时代，魏晋的言论得到了最大的开放、包容、尊重，特别是魏晋知识分子的叛逆行为，在司马炎的眼里，都只是文人发发牢骚，算不上什么大事。司马炎限制知识分子参政的权力，信用贵族，同时又给了他们最大的发泄自由，允许他们自由地在各种文学形式中表达自己的思想，这么做的结果，就是西晋时期中国文化的百花齐放，可以说这个自由的时代，和西晋时期文化政策的松动很有关系。

西晋的这种文化松动，并没有换来知识分子的感恩戴德，相反带来了更大的动荡。中国传统语言中，有一个词叫“戾气”，也就是怨恨之气，魏晋的知识分子，大多数都是充满戾气的，他们没有后来中国知识分子所恪守的忠君思想，高高在上的君王，在他们眼里一文不值，这么做的原因，一是因为从魏到晋，两家的统治时间都不长，皇帝换得快，也就贬值得快。而长期以来的高压政策，造成了知识阶层与统治者之间的不信任。司马炎的这些补救措施，很难在短期内弥合这样的裂痕，而西晋时期全国的统一，使中国表面上消除了外来侵略的生存威胁，国家没有了外患，就有内忧，这个内忧就是中国统治阶层的彻底腐化，面对这一切，知识分子的戾气加重。魏晋时代的知识分子，他们考虑更多的，不是怎样建功立业，而是该怎样在这个特殊的年代里平安地生活下去，所以文学创作，对于他们来说，既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种生存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