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是谈钱的时候了。

像往常一样，我不知道该收多少钱。我猜，不论多少他一定付得起，但我还是算不出来，我说二千五百元，他问也不问，掏出支票簿和钢笔，我不记得最后看到这种款式的钢笔是何年何月。

他问道：“马修·斯卡德对吗 两个‘t’，两个‘d’ ”我点点头。他把写好的支票拿在手上挥来挥去，让墨水风干。我跟他言明费用多退少补，他点点头，似乎对这类事并不很在意。我接过支票时，他说：“我只想知道真相。”

“你能期望的也只有这么多了。查出是他干的，和在法庭上提出有利证据是两码子事。就算最后你的假设被证实了，仍然不见得能把你妹夫绳之以法。”

“你无须向法官提供什么证据，你只要向我证明就够了。”

感觉上，我好像不能不继续追问下去：“听起来，你好像打算亲自出马。”

“我不是已经这么做了吗，我不是已经雇用一名私人侦探了 不等凶手良心发现，也不等上帝用他慢吞吞的老方法来让坏人得到报应。”

“我可不想变成谋杀理查德·瑟曼的共犯。”

他沉默了半晌，说：“说从来没这种念头是骗人的，但我不会这么做，这不是我的行事风格。”

“那就好。”

“是吗 我很怀疑。”他招手要女招待过来，给了她二十元并要她不用找了，我们喝掉的，总数不到四分之一，不过这张桌子被我们占了将近三个钟头。他说：“如果是他杀的，那么他真是笨死了。”

“谋杀一直是很愚蠢的。”

“真的吗 我不大同意你的说法，可是你是专家，懂得比我多。不，我的意思是说，时机尚未成熟，他应该忍一下。”

“为什么 ”

“为了更多钱。别忘了，我也继承了同样的钱，而且我向你保证还没花光。阿曼达是我的继承人，也是保险受益人。”

他抽出一根烟，又塞了回去，“除了她，我还能留给谁呢 我的爱人在一年半前死于一种四个字母的病。”他凄凉一笑。

“不是风湿痛(gout)，是另外一种。”

我没讲话。

“我是先天免疫不全症候群（HIV）阳性。”他说，“很多年前我就知道了，可是我骗阿曼达说检验报告是阴性，没什么好担心。”他定睛看着我，“你不觉得这是个善意的谎言吗 反正我又不跟她发生关系，何必说实话，徒增她的精神负担 ”他又把烟抽出来，但没点。“还有，说不定，我根本就没病，吃抗生素也并不表示体内一定有病毒……算了，当我没说。今年八月第一块紫斑出现了，科波西氏瘤（Kaposissarcoma)。”

“我知道。”

“这可不是短暂的死刑，从发现到现在已有一两年了，也许我还能再活个几年，也许十年，或更久。”他点着烟，“但是我有预感，我不会活那么久。”

他起身从架上拿了外套，我也取下我的，跟着他走出去。一辆出租车驶来，他招手让它停下，打开车门，转过身来说：“这件事阿曼达还不知道，我本来想在感恩节告诉她，可是太迟了。她不知道这件事，当然他也就不可能知道，所以晚一点谋杀她的好处，他也就不可能知道。”把烟扔掉，他说：“这可真讽刺。如果我早告诉她我快死了，也许现在她还活着。”

3

第二天早上一睁眼，我便将沃里纳付的支票存进银行，同时提了一些钱留在手边花。这个周末下了一点雪，此时大部分已经融化了，只剩下少许灰污的残雪还留在街边。外头很冷，风不太大。时序已入仲冬，这样的天气还算不坏。

我步行到西五十四街上的城中北区分局，希望能碰上约瑟夫·德金，可是他不在。我留话要他回来时跟我联络，然后到四十二街和第五大道交口的图书馆。我在那儿花了几小时，阅读所有能查到的有关于阿曼达·沃里纳·瑟曼谋杀案的资料。在查阅过去十年来《纽约时报》的索引时，我看到了他们的结婚启事，时间是四年前的九月。那时她已继承了遗产。

虽然我已从沃里纳那儿得知他们结婚的时间，但查证一下客户给你的资料总是好的。除了些已知的信息，这份结婚启事还提供了一些沃里纳没提到的讯息――包括瑟曼父母的名字、参加婚礼的宾客名单、他上过的学校，还有进入五洲有线电视网之前的工作。

查到的众多资料中，没有一个能告诉我瑟曼有没有杀他老婆，但反正我也不指望在图书馆研究个两小时就能破案。

后来我又打电话去城中北区分局，约瑟夫还没回来。中餐，我草草吃了一个热狗和熏肉卷，走着去瑞典人的教堂，平常中午十二点半那儿都有聚会。今天演讲的人，家住长岛，在六大会计事务所中的一家工作。他过去十个月来滴酒未沾，至今还沉浸在戒酒的喜悦里。

“我听到你的留言后，就打电话到你住的旅馆，但接线员说你出去了。”他说。

“本来我正准备回去，想着说不定可以碰碰运气，就顺道过来看你会不会刚好在这儿。”我说。

“今天算你走运，马修。坐。”

“昨天有个家伙来找我。”我说，“他叫莱曼·沃里纳。”

“受害者的哥哥。我就知道他会去找你，怎样，你能帮他点什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