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不相上下，尽管在管理上有天壤之别。事实上，它的文化、宗教和社会结构一直延续到今天。我本应该写关于太平洋的故事，准确地说，西班牙殖民帝国的问题属于大西洋。所以我应该只是一笔带过———我也很愿意这样做，因为我实在不知道答案在哪里。那个世界的天主教印记太鲜明，而我的祖先来自加尔文教派，他们宁可毁掉自①己的国家也不愿它被托尔克马达的亲信玷污，所以我很难理解西班牙帝国（或者说很难欣赏它）。

不过，我疑心也许是因为西班牙式的生活讲求的绝对的刻板拘谨，使这个帝国在失去了从前的自我，只余一具空壳的时候，还能坚持很长的时间。在我们的共和国，我们很容易摒弃所有这些“无谓的规矩”，认为对于真正的男子汉和民主的信徒来说它们不值一哂。

大多数人现在都把对外部形式的蔑视当作全民的信条，所以我也就不浪费时间来反驳了。然而从学术角度而言，对于芸芸众生来说，遵循比较严格的礼仪是不无益处的。

也许有时他们因此看来有些愚蠢，但这也使他们可以在扮演自己的小角色时能恪守一定程度的尊严———这是一种无价之宝。正如有些天生的智者不用正规教育也能生活得很好，而不那么幸运的人则必须争取一切可能得到的教育机会；同样，一个天才可以在生活中自成一格，而其他人则最好恪守成规。至少在这方面，西班牙的历史为我们树立了一个榜样。有许多别的建立在清规戒律上的组织和制度可以说明这句话多么正确。

因为这种行为准则蕴含着强大的力量。有时，整个国家和王朝失去了所有其他东西，就靠着它维系了几百年，这也是屡见不鲜的事情。罗马诸皇帝和他们的拜占庭继任者们也是仅仅凭着僵化的礼教才勉强支持了几个世纪。野蛮人的酋长也许可以趾高气扬地踏过帝国的街道，叫嚣着要向皇宫进军，还要捏着主人神圣的耳朵把他扔出古老的宫阙。然而，酋长们一旦走进了皇城，成为绵延千年的礼仪的一部分，最后完全融合在彼时彼地，他们的自吹自擂就像田间的露珠见了朝阳一般消散得无影无踪，而这些未开化的土匪就被传统的化身迅速地驯服了。历史上这样的事例比比皆是。

正像所有遵从约翰·加尔文的严格教义成长起来的新教徒一样，我可以从理论上证明罗马教会已经沦为历史文物，一旦天主教徒们有工夫扪心自问，独立思考，它就会立刻崩溃。但是一旦走进了圣彼得教堂，看见教皇本人在信徒们簇拥下徐徐行进，古老的埃及式羽毛扇（早期法老权威的象征）在这位圣彼得教堂的直接继承人脑袋后面缓慢而有规律地摇动着，我就觉得就算新教徒们因为缺少这样一种刻板的仪式而自我毁灭以后，过了很长时间，基督教的这一分支对于上千万人来说还会富有旺盛的生命力。而又是什么使如此众多的欧洲和亚洲王朝顶着外界重重的革命压力存活了下来呢？我坚信，只不过是因为大多数人需要确定的仪式。英国人、瑞士人、荷兰人和丹麦人如果愿意的话，肯定可以不发一弹就把政体从君主制改成共和制。如果有人要求的话，统治这些人民的男男女女定会欢欢喜喜地交出这份工作；在大多数时候，对于他们来说它是一种沉重不堪的负荷。但是这些人生来就学得了高度的责任感。

①托尔克马达（１４２０—１４９８），西班牙第一任宗教总裁判官，任职期间以火刑处死２０００多名异端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