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上说，立夏就是夏天开始，农作物渐将借温暖的气候而生长；小满就是麦类等夏熟作物子粒逐渐饱满。这两个节气在每年五月份，一个在上旬，一个在下旬，“立夏小满正栽秧”，据说，农民这个时节很忙。当然，我并没有关于农民在这个时节忙碌的感性认识，我的印象里，云南的农民没有忙与闲的对比，一年四季，他们都能播种或收获。

我爸说，庄稼充浆叫“饱满”，人的饱满叫“充实”，今天，已经是这个时节了。今天，你充实了吗？

和蔡红梅的第二次见面是在二○○三年刚刚立夏的时候。大理的古城小客栈的日子并不像我想象中那样浪漫惬意，沈玉几乎没什么时间和我守在一起，我只好自己给自己找事情干，暂时没有机会和沈玉谈我的爱情及其我向往的婚姻，也没有机会开口询问沈玉的打算，我只能在大理古老的街道上徘徊，吃遍了当地的小吃，逛够了苍山和洱海，甚至离开大理去了乡下。在乡下我遇到了蔡红梅及其一干人等。当然，她及他们到大理，也是要拍戏。

天已经开始热，高原的太阳离人更近，烤得头皮生疼。我对稻田里的戴着防“非典”口罩的白族姑娘说，你们大热天也用东西包着头，是不是就为了遮太阳？白族姑娘回身、抬头，摘下口罩，然后叫我郭林，然后她扑过来。

她是蔡红梅。

大理是个好地方，古城新城，新建的影视基地，自然的乡土民风，处处都是镜头里的美景，拍戏和拍戏的在这里相遇一点也不稀奇。但遇到蔡红梅，我没心理准备，见到她扑过来，我的心差一点就跳出嗓子眼儿，我忘记了这是乡下，忘记了这里离沈玉拍戏的地方很远，我就感觉沈玉站在旁边的稻田里看着我，吓得我猛地推开蔡红梅，把她推了个特大号趔趄。

怎么了你？她问。

哦――红梅是你啊，我一时没认出来，你戴口罩不好认啊，我以为是村姑呢。来来，快这边来。我赶忙说。

什么村姑啊，刚才你脸上都笑了都，突然就又认不出来了？装什么装啊？蔡红梅不高兴。

啊――我通常看到村姑都是笑着的――你怎么――来这里拍戏？我打岔。

当然拍戏啊，我还能干什么？蔡红梅嗔怒道。

哦――呵呵――哦――对对――哦――哈哈……我打哈哈。

蔡红梅没再纠缠我的表现，走上田埂轻轻地挽起我，回头和稻田里另外几个正在实习的演员说了声“先回了”，就拉住我朝村里走。稻田里的人在我们身后说话，内容和蔡红梅在深圳送毛毯的同行一样：“这丫谁啊这是？”

这显然是蔡红梅的剧组体验生活时间，村子里并没有剧组的影子，老百姓也没有围观，蔡红梅拉着我来到一户老乡的二层楼上，正在屋门口打扫的老妇人连忙客气地给我们让了路。

这房间我租下了，“非典”时期，人员没到齐，我算是先头部队了。蔡红梅说。

电视剧？电影？我问。

电影。我们定在农历小满那天开机。她说。

为什么要小满开机？我问。

导演掐了指头看了黄历了，说只有小满开机才能拍摄顺利，只有小满开机才能在立秋前封镜。她说。

这间屋子已经被收拾得很干净，布局和设施都和宾馆里的一样。蔡红梅的脸已经晒黑了许多，她洗了脸就忙活着擦营养霜，她把毛巾递给我时让我想起了她在深圳宾馆时的同样动作――毛巾在温水里浸过，双手一拧，接着是单手一抖，然后叫我一声，那片毛巾便飞将起来抛向我。

这片毛巾是墨绿色的，大概还是在深圳用的那条，上面还是“力士”香皂的味道。

手机的响声把我和蔡红梅都吓了一跳，我们坐在床边，越靠越近，彼此都能感到对方的喘气的时候，电话响起。柱子在电话里热情地和我“哈罗”，我随口骂了他一句“你小子电话来的真不是时候”，柱子马上感觉出来我正在做什么事情，问我是不是正和沈玉在床上，我抬眼看了一眼蔡红梅的意乱情迷，然后答曰“Y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