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每天轮着在厨房做饭，到basement（地下室）洗衣服，抢着上一楼的洗手间，集体在客厅里看电视。说是住着house， 其实就是在加拿大回顾大杂院儿的生活。

按照老规矩，每次有新移民来，肖梅都召集所有人在厨房里开个小party（派对）， 一是欢迎新移民，二是互相认识一下。

厨房里，大伙儿都回来了，叽叽喳喳地和我们打着招呼。我数了数，好嘛，十几口人呢。大家每天轮着在厨房做饭，到basement（地下室）洗衣服，抢着上一楼的洗手间，集体在客厅里看电视。说是住着house，其实就是在加拿大回顾大杂院儿的生活。

人都聚齐了。肖梅穿着一件紫色的短袖毛衣站在里面特出众，她的脸年轻娇美，她的头发打理得温顺地拂在肩上。我本最讨厌那娇媚的紫色，可那娇媚穿在了肖梅身上就变成了一种风情，海外小女人的风情。肖梅的身边，一个发福的女人穿得也很讲究，就是有点俗。

“北京来的吧，我们也是。”张先生拉着那个披金戴银的胖女人和一个小女孩说。“这是我太太和女儿。”

张先生属于北京秀水街最早发迹的那一批人。秀水街的变迁给张先生的一家带来了滚滚财源，不要说做买卖，光早年低价买下的几个摊位现在转手一租，一年就是几十万。有了钱，张先生就想实现中国人骨子里根深蒂固的梦想：生儿子。中国不能生，他们就飘洋过海，办了投资移民到加拿大来生。他们来了小一年了，儿子没生出来，加拿大寂寞的生活倒是把张先生折磨得不行：“我在北京那会儿，每天酒吧，歌厅，桑拿，按摩……生活那个丰富呀！……那会儿也烦，烦应酬，烦饭局，没完没了的。来了这儿，清静了，彻底清静了。我又开始烦了，太安静了，推开窗户，四下里跟农村一样。洋人的酒吧我们不敢进，进了也不知道点什么，只能去中国人的餐馆。这儿的中国餐馆能和北京的比吗？现在国内的餐馆，除了人不吃什么都吃。广东人到了加拿大都收敛了，什么也不敢吃了。唉，我早就吃腻了这里的中餐，一想起‘孔乙己’就流口水。”

张先生是肖梅的一个远房亲戚，他们一落地就被她掠夺过来，租了二楼的master bedroom(主人房)，带洗手间和更衣室，足足有近四十平米，比我们在北京的两室一厅加起来还大。他们不着急买房，因为没有决定是否呆下来。

“他们呀，就是来加拿大超生的。”一个瘦小的男人出现在张先生旁边。他的头发高一处低一处的，像被啃了一样，一看就是他老婆的手艺。

“Welcome to Canada! 我姓戴，四川来的，这是我老婆，你们就叫她英大姐吧。”

小戴是咱们国家培养出来的为数不多的火箭博士，国营研究单位办公室坐烦了，凭着高学历移民到加拿大。英大姐的脑门儿光光的，头发随便地用手绢一扎甩在后面，衣服也是旧的，起了球儿的蓝色毛衣，说不好年纪，像三十岁，也像四十岁。他们来了多半年，因为专业不对口，一直找不到工作。两人不忍心看着那点国内攒的积蓄一天天飞速地减少，就一边发着简历，一边到处打工。

“你们有英文名字了吗  可别像我这个倒霉姓。”小戴说起了他起英文名字的经历。“我姓戴，英文名儿根本没法起，不管是Peter Dai，还是Tom Dai，听起来就变成Peter死了，Tom死了，全是死。后来有人建议我的英文名字叫Never Dai(永远不死)，翻译成中文就变成老不死了，你们说说这事儿闹的。”

他们带着一个五岁的儿子住在楼下的family room（家庭房）。那间房本来是一家人看电视的房间，肖梅安了一道门就出租了。“租这间可值了，里面是落地窗，还带个壁炉，资产阶级的小情调倍儿浓。前几天他们寄了张站在壁炉前的照片回国，把他们家乡的人都给震了。”

“来，这是我说的老牧，二胡演奏家，和向东是同行，回头你给他介绍介绍经验。”肖梅介绍着一个有些秃顶的中年男人。他穿一件黑色的羽绒服，一手拎着板凳，一手拿着一把二胡刚从门外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