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天的时候，文月家就把一缸金鱼和几缸荷花搬到街上来，任邻居家的孩子来玩。夏天的天长，Adam总是在晚饭后骑着自行车，沿着什刹海边的小路，按着车铃，一路丁当地穿过乘凉的人群，一脚踩住停在正在玩儿鱼的文月身后。他们就沿着什刹海的河边遛着弯儿，一直走到月亮躲进了云层，一直走到各家各户都点起了灯，一直走到文月的妈妈在二层的阁楼上呼唤女儿的名字。Adam又骑上自行车，长发般的垂杨柳拂过他的脸，好像文月温柔的手。

Adam是文月家的常客，却从来没进过文月家的门。文月的父亲很重视家族的脸面，不经他应允的人是不能随便踏入他家的。文月和他父亲提了Adam，并说大学一毕业就要嫁给他。

他父亲没回应，也没说不。他父亲说：“你嫁了他，迟早是要和他到国外去的，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世界上都是一样的。既然早晚要去，他就必须要有一份能养得起你的工作。你还没有毕业，还是等到他回去后在那边找到了工作再来问我的意见吧。”

天色渐晚，我拿了书稿，锁了门，搭上公车的时候，人在车上，心仍在Adam的故事中……

1964年底，Adam在中国的任教期满，他就回了加拿大，一心想尽快找到工作，好回来请求文月父亲的应允。临走时，文月就站在门口送他。文月说等他找了工作回来，她要亲自来为他开门，她要领着他的手去见她父亲。文月掏出一只小铜铃递给Adam。Adam让文月把它挂在了门上，说他有一天要亲自来摘。

Adam回到了加拿大，六十年代的加拿大经济不算坏，Adam 很快在一家银行找到了一份职员的工作。他没有急于回中国，他想努力工作，存一些钱，买一所房子，买一辆车。他每天都给文月写信，倾诉他的寂寞，表达他的爱。Adam完全沉浸在他的东方情节中，全然不知1966年的中国发生了怎样的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到家了，洗菜，做饭，吃饭，准备第二天的午饭。上了床，心里仍是放不下那故事，一翻身旋亮了台灯。向东就问：“你今天怎么了？”

“一本书稿，是讲一个加拿大人和一个中国女人的爱情故事。”

“这么有意思？给我讲讲。”

“我已经看到快结尾了，你只能听个倒叙了。”

借着台灯的灯光，我给向东念起了故事的结尾……

Adam在加拿大根本无法想像他雪片般的信给文月的家在文革中带来了多大的灾难。文月的父亲本来就是一个不知深浅的学者，文革开始没多久他就因为一篇反映“共产党人应当实事求是地检讨自己的错误”的文章而被扣上了反动文人的帽子，大字报贴到了家门口，红卫兵来抄了家。文月藏在床下的小纸箱被翻了底儿朝天，那些写着洋密码的海外来信自然就成了文月家里通外国的有力证据。

文月家的下场是Adam坐在加拿大的公共图书馆查阅资料写出来的。文月离开什刹海之前给Adam发过信，在那个动荡的年代，命都快丢了，一封信的命运就显而易见了。文月的父亲被送到农场改造学习，他知识分子单薄的身体没能经得住新时期的改造考验，两年后就在农场莫名其妙地病逝了；母亲带着弟弟去了乡下，住在亲戚家一间久置不用的小阁子间里，房子小得一进门就得上床，床下还偷偷养了两只鸡，盼着它们下的蛋能给正在长身体的弟弟增加营养；文月草草地和一个当红的领导的儿子结了婚，保住了她留在北京不用去张家口的命运。那些文革期间当红的领导虽然出身贫寒，靠造反登上了历史的舞台，但他们骨子里还是喜欢那些文人墨客的千金，以弥补他们因历史而造成的文化上的缺憾。

文月的一家从什刹海的烟袋胡同消失了，文月在Adam的生活中消失了，这一消失就是十年。十年的光阴足以把一个纯情的少女变成宿命的妇人，十年光阴也足以让Adam不再年少。十年并不是等待的结束，而是更长的等待的开始，是一生等待的开始。Adam在文革后去北京寻找文月。因为地址和人名的变动，民政局的查找没有任何结果，有人说文月的母亲过世后，她带着弟弟跑到香港投靠亲戚去了;有人说文月生孩子时难产死了，她母亲也上吊了……十年的混乱，有多少这样离散的家庭，Adam短短两个星期的寻找只能是大海捞针。Adam带着遗憾去寻找那扇门，门还是那扇门，破旧了，露了风，长了绿锈的铜铃还挂在那里，那是文月临走前为他留的讯息。门开了，推自行车上班的，送孩子上学的，呼呼地冒出了好几家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