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又来电话，听起来很慌乱，多年积压的口罩全部脱销，商店里凡是能用来洗洗涮涮的用品全部抢光……

三月底的天，北京的沙尘暴今年迟迟未来。北京已是春暖花开的季节了，多伦多仍然在下雪。

下雪的天，又刮着风，难免让人想起一些陈年往事。四年前这样的日子，我下了班肯定是和同事坐在街对面的火锅店里。热腾腾的水开后，大伙儿争先恐后地把蒿子杆儿、冻豆腐按进锅里，然后残忍地看着它们在滚开的水里纠缠着上下翻动。 行人雪花一样一片片地从窗前飘过，消失在茫茫的夜色中。大家喝着啤酒，嚼着羊肉串儿，根本没有人理会外面的雪停了还是没停，回家用不用做饭，明天要不要带饭。

在多伦多，我们也吃火锅。广东人管火锅叫“打边炉”，只是可涮的品种要比国内少得多。吃惯了生猛的广东人在加拿大也都不吃了，这不，最近多伦多的报纸上传出广州地区出现一种怪病。

SARS――这个古怪的缩写一夜间从报纸和网络上冒了出来。还没有弄明白SARS是什么意思， 加拿大公共卫生署又证实了第一例SARS患者已经死亡。那个可怜的妇人从香港回来后就开始发烧，还捎带着一个无辜的护士一起走了。报纸上赫然几个大字写着死亡的医院――Grace Hospital。几年来我们买649，连个毛都没中，这房子买的一下就中个头彩――Grace Hospital(格瑞丝医院)就在家对面。一时间， Grace Hospital 成了不毛之地， 除了一二个防护严密的保安守在那里，医生和患者全部消失得无影无踪。邻居刚好昨天开始卖房子，现在这架势，估计就是倒贴钱也不会有人买了。

加拿大公共卫生署又发来健康警告，提醒市民注意最近在中国广东爆发的疫情。一时间中国和广东这两个词频繁出现在加拿大各大媒体上。人在北美，消息只能依赖于媒体的报道。无论东方的还是西方的，媒体都是唯恐天下不乱的企盼者。 多伦多的华人报纸把大陆描写得“尸横遍野”，民众纷纷逃窜，电视画面中，医院里把病人用面包车藏起来逃避检查;而中国的新闻中形势一片大好，连爆发疫情的广州的交易会都是一派生机勃勃。我急忙拨了电话问国内的父母。爸爸带着批判的腔调说:“不要听国外的那些报道，他们就盼着中国不好，要相信党和人民。我们这里挺好的，没听说有什么疫情爆发，更没看见什么大面积死亡。”

第二天清晨，爸爸不惜血本地从北京打来长途:“不好了，宁宁，北京现在闹‘非典’了!”一夜之间，防治“非典”已经在北京成为一场“战争”。没过两天，爸爸又来电话，听起来很慌乱，口罩成了抗击“非典”的必备品，多年积压的口罩全部脱销，商店里凡是能用来洗洗涮涮的用品全部抢光。死亡数字被公布出来了，数字每天都在攀升，我们在这边心急如焚，却是爱莫能助。

同事Flora下班后拉了我去Shopper’s Drug Mart(药铺)买口罩，说是要寄给国内的亲人。我们赶到商店的时候，口罩已经卖光了，只好买了一包形状鼓鼓的塑料口罩，戴上后憋得喘不过气来，味道也古怪。仔细一看说明，原来是刷墙时用来防灰的。

奇怪的是，口罩脱销，可多伦多却看不到戴口罩的人。只有Flora大脑进了水，积极地戴上了一个抢购到的医用口罩。等在公车站上，前面一个乘客一回头，看见她戴着口罩，“啊”地叫了一声，一捂鼻子就跑了，其他人也“哗”地一下散开了，弄得她跟一只过街老鼠一样。

我家街对面那家几年来都没怎么开张的中药铺现在可是人头攒动。老板娘从早到晚地包着他们家的祖传秘方，说是能有效预防SARS。小小的一包草药就能卖到6加币，每天来买药的人都排成了长队。我就奇怪了，难道他们家的祖先早就经历过了SARS？

人生真是茫然，此一时，彼一时的。药店的生意火了，中餐馆可惨了。加拿大总理亲自出马，招呼了议员，以一种大无畏的勇气赶到China Town（中国城）吃饭，呼吁大家出来吃饭，出来约会。 尽管装模作样地有些假，但勇气还是让我们佩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