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朝一日，当一切已成过去，

母亲在哭泣、新娘在怨恨，

在耶稣基督的雕像下，

虔诚的十字架被怒摔。

有人会说：已经过去了！

让死者去抱怨自己的死！

可我们活着，我们的心碎成两半，

活着就要收拾残局。

失去了一代人，由此造成的震惊在英国起到另外一种作用，比在德国更有影响，并导致另外一种后果。内维尔·张伯伦作过令他失望的尝试，他于1938年想通过绥靖政策让德国“元首”平静下来，以防止损失惨重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20年后，再爆发一次大战，这也是鉴于以前的经验和出于大批死亡的原因。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国家庭的损失大于可怕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所以对英国而言，第一次世界大战才是真正的大战，它作为20世纪引起其他灾难的真正的灾难之源，至今活在人们共同的下意识中。

德国人则完全不一样，他们喜欢献身于伟大的死，愿意献出自己的小市民生命。他们愿意这样思考，愿意这样去信仰，在家庭里、在小学里、在教会中、在大学里，他们就受到这样的熏陶，在军队里就更不用说了。朗厄马克附近，当不到20岁的大学生们被他们的军官推向死亡时，德国民族主义诗人们利用这一毫无意义的死亡而大做文章，把它说成是朗厄马克的神话，胡扯什么为祖国而战死是美好的、光荣的。将一场血淋淋的恐怖战争美化成英雄主义的神圣之举，把失败谎称为“背后一箭”所致，这种民族主义倾向怂恿了纳粹犯罪分子去轻易从事他们的勾当。抛弃了一切纯洁念头的小市民于是在纳粹身上看到了自己的最后幸福。

今天的人是理解不了的，然而在1914年夏天和秋天，不管和平主义者的抗议，社会上仍然流行着“战争是冒险”的口号。肖伯纳在8月14日的社会主义周报《新政治家》上发表的严肃建议，被认为是一个写得很有意思的玩笑，英国宰相阿斯奎思真想把这位文学家送上军事法庭，告他叛国。是肖伯纳的一个普通建议救了许多人的生命：他写道，各支军队的士兵应该开枪打死他们的军官，然后回家去。

15年以后，埃里希·马利亚·雷马克在其小说《西线无战争》中，让那位自愿上前线打仗的克罗普为未来想出一个简单而诱人的办法：每一个战役“应该成为一种民间节日，进去要买门票，里面在奏音乐。就像斗牛一样，交战国双方的部长和将军必须穿着泳裤、拿着棍棒在比赛场上开打，谁赢了，谁的国家也就胜利了，这比让普通老百姓去互相厮杀更简单、更好……”

与此相反，朱利安·格伦费尔上尉把他在法国和比利时的参战看成独一无二的大型野餐。谢天谢地，幸好没有带“通常都要配备的、累赘的次要物品”，没有板球比赛、没有茶、没有黄瓜三明治。“我觉得战争简直就是太美妙了。”一些英国军官的态度正好和他这种毫不在乎的样子很相吻，在伦敦西区的军人俱乐部吃晚餐时，他们自鸣得意地说，早上在回家休假的路上还跟他们的部下――和平时见不到的人们一起在战壕里吃早饭。他们没有夸张，比利时的北海海岸和伦敦之间的距离为110公里，坐火车和渡船都很方便。火车从尚未被占领的法国后方出发，朝港口城市开。

侵略者们却舒服多了，他们在占领区为所欲为：抢劫商店和仓库、赶走老百姓、住进他们的房子、让他们做苦工或者把他们送进劳动集中营。将近70万比利时人，不管是男人和女人，都被送到德意志帝国的农村和工厂做工。

由于战争而缺少所谓的人力资源，但这无关紧要。尽管德国部队已经损失了10万人――官方对此并不隐瞒――阵亡士兵的名单照常发表，每天的死亡被看作是对人的必要磨练，公众对此已有思想准备。多年来对民众进行的屈从教育看来颇有成效。

所以，当这些被训练成听话的、穿军装的唯命是从者，现在要把德国秩序颠倒过来、并于1914年圣诞节突然决定在地球上实现完全属于他们自己的和平时，就更令人吃惊了。是德国士兵？是德国士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