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兰德大地开遍鲜红的罂粟花，加拿大军官约翰·麦克克雷把它们描写为缅怀之花。这种花在这里本来就有，但在战争中成了回忆的象征，从此以后它们也就成了回忆之花了。英国人在所有的战争纪念日都佩戴罂粟花，而这样的纪念日至今已有许多。一种想象的发现，让挽歌诗人们去抒发哀伤，它们之所以在佛兰德大地鲜红地起伏波动着，因为它们以阵亡士兵们血管里的血为养料。

麦克克雷在他的《佛兰德战场》中描写了一个灵魂的恶梦。这首诗是在掩埋了他的朋友亚历克西·赫尔默以后几个小时写成的，赫尔默于1915年5月2日被一枚手榴弹炸死。诗中向活着的人提出要求，将战斗进行下去，这一层意思藏在最后几行颇有威胁性的诗句中：“倘若对我们死者不忠诚，我们会死不瞑目，哪怕佛兰德大地的罂粟花在开放。”

麦克克雷没有在战场上阵亡，他于1918年1月因肺炎而死在英国维姆勒的军医院。

1915年，总参谋部已不再相信他们的命令会传达到普通士兵中，不相信士兵们的上司会关心他们的部下是否服从命令。去年的做法一点没有效果，因为许多军官先是无动于衷地接受了命令，后来就跟他们的部下以及敌方的士兵们一起激动地欢庆起来。“我要求部队的指挥官们严格贯彻这一命令”。这一禁止友好联谊的命令，一年以前就有一个德国将军大吼着用简练的话语下达过，但白费心机。那些被严厉要求的指挥官们根本就没有把一个官职更高者放在心上。

德国人和法国人跟以前一样采用低调处理的办法，使之不会太引人注目。因为去年在后备阵地而没有机会参加的人都在传说，1914年圣诞节在前线发生了什么。他们不相信他们上司单调乏味的重复解释，说什么除了从基督的仁爱出发而允许掩埋尸体外，就是唱了几首歌，做了些祈祷，实行了些许停战，其他就什么也没有发生。

英国人在处理不受欢迎的真相中更聪明了。在伯内特·希契科克中校的一封注明“保密”的信件中提到了，1915年已严格禁止重复去年圣诞节发生的事情。1914年，在这儿或那儿发生不允许的停战早已被人遗忘了，一年以后，人们也不会再去回想了，也没有必要去回想了。

战争决策者在一年以后公布的有关第一次圣诞和平的话基本上都是谎言，他们还雇佣传媒，将他们的谎言悄悄地刊登在报纸上，有时多一些，有时少一些。谎言，诞生于困境中，从伦敦、巴黎、柏林的好战分子的困境中诞生。他们害怕无人区的和平会重复出现，因为那次和平是从必须打仗的人的困境中诞生的，打此以后，他们的困境更严重了。只有那些死者已从所有困境中解脱了，至此，战死者已达几百万。

政治家以及执行他们政策的将军们根据经验知道，对付和平比对付打仗要难得多，只要一点点和平的气息就会对所有在战争中吃苦受难而厌倦战争的人产生极大吸引力。1914年在前线不仅仅只有一二个和平的例子，事实上在几百公里以上的整个战线爆发了一个自发的和平运动，成千上万的士兵参加了这一和平运动。

虽然参加和平运动的许多人已经死了，对好战分子已不再产生危害，然而军队的统帅们对和平的了解已经多于战争。搞和平不需要作大量解释，做一个小小的表示即可，而且和平在各种语言中都能很快理解，同样，也能很快付诸于行动。所以上面的人说话才会这么措辞强硬和情绪激动，1915年圣诞节前10天就慌慌张张地下达命令，发出威胁和警告。他们不能再承担一个未经允许、自发掀起的圣诞和平的风险了，而这一和平的进行过程跟一年前的是完全一样的。军队统帅们不会再让友好联谊活动再来重复一次，那样的话还不如马上提交辞职书呢。

应该改变他们部下的内心看法，所以就搞起心理战来――这本来是对敌人的――现在却用来对付自己人和他们的心理状态。和1914年相比，外部环境没有变化，战争的形势也没有变化，还有阵地上地下掩蔽部也仍是老样子，各方军队的士兵们在这一季节都碰到同样的天气，他们站在没至臀部的污秽和泥浆中。连民族观念强烈的法国报纸也承认，何止该死的德国佬，泥浆其实也是战争地狱。反过来德国人也是这么看法的。“这里的生活简直糟透了。”德军第99兵团的一个少尉写信回家说：“这里没有人唱歌，听不到欢快的歌声，一切都令人厌倦。我们美好的激情，它到哪里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