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米没穿过中山装或是其他款式的衣服，总是中式的上装。那种衣服像老式的长衫，但只有上半身，圆领，纽扣是布做的，在侧面系。布料是棉的，青色或是深蓝色，很薄，但是很挺，每一件新旧程度都差不多。他还有两件褐色的棉袄，也是这种款式，但是绸面的。

老米总是自己做饭，自己炒菜。他还有个擀面杖，却是不用的，靠在门后面，当作顶门杠和武器使用。我见他用这个擀面杖打过一个别班的学生，那孩子偷了同学的铅笔盒。后来，这个孩子离家出走，要去少林寺学功夫，结果半路被父母追了回来。他暴躁的父亲把他打了一顿，所以他第二天上学的时候，是被母亲背过来的。我们围着这位传说中的英雄，他伏在母亲的背上，像一只垂头丧气的蛤蟆。

老米教我们的时候大概已经六十多岁了，但身体很好。他有一个绝技，就是可以弯下腰来抱住树，然后一发力，身体就会垂直于树干，好像一面迎风招展的旗。只有在他心情很好的时候才会给我们来这么一下，所以并不常见。

老米教了我们两年，才换了另一个班主任――立群先生。立群先生也很严厉，但从来不体罚学生，更没有打过我们手板。

我上初中之前，破旧的学校拆了，老米也退休了。他当了半辈子的私塾先生，又当了民办教师，退休的时候也没转正。据说老米用一辆自行车就把他全部的家当拉回了他的家乡，颐养天年。我们再也没见过。我不知道老米晚年过得怎么样。有时候还是很想念他，因为和他在一起的时候，好像是生活在另一个时代。之所以没喊李老师而喊他老米，还是觉得这样很亲。

18

我的小学时代，作业成为噩梦。

我总是有很多的事情要干，不是和小朋友一起弹玻璃球，就是抽陀螺滚铁环；不是去看小炉匠流着热汗崩出一锅又一锅惊天动地的爆米花，就是走家串户地看连环画。

要知道，这些事情，都比写作业要有趣得多。

通常要到第二天早上，我才会想起来作业还没写。

我比较习惯在被窝里赶作业，尽管常常写得很绝望。

一般情况下，作业是写不完的。

收作业的时候，我还会编些谎话，比如忘带作业本什么的。后来，这些谎话统统失效，因为大家都用这一招。

我还是会被老师叫到讲台上，狠狠地羞辱一番。蒙羞之后，我还要把作业全部补齐，交给老师。这有点像西绪福斯神话，石头不停落下来，你要不停地把它推上去，实在是无可奈何。

虽然现在不用交作业了，但我经常还有这种惶恐的感觉，有时候做梦还会梦到。

我曾经和一个搞心理咨询的朋友谈起过这件事，他说我也许是性生活有问题。我认为，交作业和交配实在是两码事，除了都有一个交字，几乎谈不上任何关联。不过，他有一点说对了。我记得收我作业的总是一个很乖巧的小女生，她站在我身边，也不说话，只是冲我伸出手，希望我老老实实给点儿什么。她一脸的无辜一脸的公事公办，好像是我的老婆。

还有一件事我也要交待。我写作业很不认真，总是把“毛主席”写成“毛主度”，怎么也改不掉。老师总是说，如果要搁在文化大革命，我都够枪毙八回了。估计现在的孩子们很少会像我这么笨，因为他们已经很少写这三个字了。

19

人生识字忧患始，鲁迅先生说。

小学的时候，我就很喜欢看书，尤其是科幻题材的。

在科幻小说、连环画、反特故事和反特电影的大肆渲染下，世界充满险恶，到处都是阶级敌人，反动派像霉菌一样带着仇恨到处滋生。

美丽的女特务、浮肿的尸体、隐形书写的纸条、穿着黑色雨衣的人、神秘的房间、恐怖的变脸人、被撬开的保险柜、失窃的图纸、钢笔形状的无声手枪、带有毒刺的雨伞、能够拍照的微型相机、装有窃听装置和微型马达的苍蝇、不停抽烟陷入沉思的干警、脑海浮现出可疑人物的可疑表现、白色警服、冒着青烟散发出火药气息的枪口，这些画面你在任何一本科幻小说里都能发现。敌特用的全是高科技，像苍蝇无处不在防不胜防。在漆黑的雨夜，敌特从海里偷渡上岸，他们像黑色的鱼，穿着橡胶防水服，手持利刃，还杀害了几个勇敢的边防战士。他们换上列宁服，戴上眼镜，大摇大摆地混入革命队伍冒充知识分子，不是妄图盗窃重要军事情报破坏军事工程就是阴谋杀害英明领导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