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温彻斯特城堡号”冒着蒸汽驶离开普敦港，我就预感到：要过很长一段时间才能返回家园。然而，这次旅行的缘由却是非常快乐的，因为我就要和自己深爱的那个英国男子会面了。一想到马上就能重新团聚，我就异常兴奋，这可能会削弱我的观察力和理解力。

作为作家，我总在搜寻素材。由于好奇心，我对周围人们的行为和反应很感兴趣。人类的生存状况对我来说非常重要，但除非是作为我弟弟的监护人，我一般不会卷入他人的生活。我缩在那紧紧包裹起来的内心深处，这就是为什么在面对那些比我个人的问题和情感更加强烈，当然也更加重要的事情时，我依然能够毫无牵连，置身事外。

然而在1952年5月底的这个下午，我的这种自我保护意识却失灵了。

随着客轮越来越远地把开普敦港抛在身后，冒出的蒸汽像桌布一样盖在了圆桌山上。远方的城市似乎缩小成了一幅小小定居点（海洋旅店）的水彩画。这么多世纪以来，那平坦的屋顶，那色彩斑斓的房屋还有热情好客的市民一直欢迎水手们的到来。

我站立在栏杆处，向高高地栖息在散发着香草气息的圆形大山一侧的茅草屋告别；向那蓝色温柔的圆形海湾告别；向栖息在由早期定居者种植的橡树中间咕咕鸣叫的斑鸠告别；向我的朋友和熟悉的习惯告别。

我一生当中经历了多次别离。德国人进入的那天我离开巴黎，与我的哥哥挥手告别。哥哥是个高山猎人，没有胡须，圆脸，个头矮小。在我前往西班牙边境，试图回到南非时，我哥哥却觉得继续留在德占区的法国，等待时机加入戴高乐将军领导的军队是自己的职责。但这最后一次和祖国告别却是可怕的。这是骨肉血缘之情的最后一次分离，因为就在后方内地的某处，在炽热明亮的太阳下，我母亲静静地躺在了红土中。

我朝着舱位走去，开始打开手提箱往外拿东西，我主要关心的是里面的写作素材和我最喜欢的书籍。我喜欢随身带着帕斯卡帕斯卡（1623―1662）， 法国数学家、物理学家、哲学家。――译者注的《思想录》，兰波兰波（1854―1891），法国诗人，创作生涯自15岁到20岁，但其作品及简练奥秘的风格对象征主义运动产生巨大影响，并成为后人热心研究的课题，主要诗作有《醉舟》，散文诗《灵光篇》和《地狱一季》等。――译者注的诗集还有《圣经》。我刚刚拿出这些书，就响起了敲门声，女侍者进来了。我抬起头，虽然只是瞬间的感觉，但我却立刻就意识到：这个穿着整洁制服的柔弱女子身上散发着某种生机勃勃的魅力。她用一种口音很重、让人屏住气息的腔调问我是否需要服务。正陷于思乡之情中的我说眼下不需要帮助，过会儿我会按门铃叫她。她离开后，我继续往外拿行李，但她身上的某种东西却使我急于再次见到她。即使我们之间的共鸣非常微弱，交流很少，我仍然确信：她不是个普通的侍者。那傲然的脸庞，忧郁的眼睛，还有精美的双手都表明这是位很有个性和教养的女子。看得出，她有过一段经历。要是换了其他任何场合，我一定会对她的经历发生兴趣，就像高明的盗贼见到了保险箱一样。

这位女侍者举止很有礼貌，做事效率高，但态度冷淡。我躺在舱位上，看她端着托盘进来，然后放下托盘。她清理舱位时，我惊讶于她动作的优雅流畅。我想，或许她是一个在罪恶时代倒了霉的优秀芭蕾舞演员。她不会主动提起话头，并总是让话题仅限于海上的平凡生活。有一两次，我发现她脸上焕发出逼人的光彩。因为日晒而呈现深褐的面色变得通红，闪着金色的光泽。但在其他时候，她却看起来疲惫不堪，不过是个身材苗条、鼻子泛着光亮、不再年轻的女子而已。

只有一次，我看到她笑了。当时，我告诉她：我在马德拉岛给侄女买了个玩偶。看到这体积很大、像机器人一样、会走路会说话的玩具时，侄女一副惊慌失措的样子。当时，她脸上一下子就泛出了勃勃的生机，她双眼发亮，看起来年轻，敏感而又美丽。然而没有任何预示，我竟会在二十年后，不管是清醒还是熟睡，都想记起这个女子所说的每句话，每个腔调，每个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