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花了很长时间才完成调查。我发现，除了一个表弟之外，我所有的犹太亲戚都在集中营的毒气室被杀害了。我的文学代理人死在了拉文斯布吕克，三个密友的丈夫都死了。其中有一个是马基游击队队员，他死于德国人之手；另外一个也是马基游击队队员，因为炸弹碎片感染生了坏疽病而死；第三个是一名很有前途的艺术家。在被审讯期间，纳粹党卫军不停地对他施加暴力，他受伤而死。

在过去几年里，我在咖啡馆结识了许多熟人，有诗人、作家、记者还有演员。其中，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位与敌人合作了，这些人大体上在国际社会属于那些更加颓废堕落的人物。我感觉自己好像鬼魅一样行走在一个充满了幽灵的都市里，因为不管我去哪里，周围都会有景物使我想起战前的日子。我朋友中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人留了下来，我们一起挤在双叟咖啡馆里，咖啡馆就像对面的圣日尔曼教堂一样没有改变。景物保存了下来，但人却没有幸存下来。我们敬酒通常是献给那些“不在场的朋友”。我们无法相信，会永远见不到他们了。最后，我再也无法忍受了，满怀幸存下来的内疚感，回到了南非的家里。

多年以后，我开始调查克里斯蒂娜·格兰维尔的生平。在被告诫难度很大时，我仍固执地决定要创作这本传记。有人告诉我，许多人曾经尝试过做类似的工作，却都失败了。这一事实并没使我畏缩不前，反而激励我一直向前。我把其他一切事情都放在一边，专心致志地搜集事实材料。

开始时，我给特种行动执委会法国分部的前任部长莫里斯·巴克马斯特，还有奥黛特·哈洛斯的一个朋友GC写信。莫里斯把这位朋友介绍给了我，也介绍了他的一名员工文静聪颖的薇拉·阿特金斯。如果没有他们的帮助，任何人想写有关在特种行动执委会工作的员工以及发生的事情，无疑都会失败。

通过朋友、著名作家塞尔温·杰普森（杰普森少校曾在军事情报局工作，后来调到特种行动执委会的法国分部）和富特教授（对于那些试图理解特种行动执委会所从事的工作和它繁杂多变的部门的人们来说，富特教授关于驻法特种行动执委会的出色书籍肯定是本教科书），我得到了许多宝贵的信息，还有一些男男女女的名单。战时，这些人都认识克里斯蒂娜，战后依然和她保持着联系。

设法找到这些人是我乐意完成的一项主要任务，因为我决心尽可能精确地创作一本关于这位女子的书，必须尽力拯救其名使其免遭遗忘。接着，一系列奇怪的巧合事件发生了，这些巧合贯穿了我创作该书过程的始终。许多陌生人给我打电话，鼓励我坚持下去。我在伦敦图书馆一堆堆书中转来转去，翻阅了许多书，这些书给我提供了宝贵的线索。无意之中，我遇到了一些人，结果他们既认识克里斯蒂娜又认识安德鲁·肯尼迪。我的许多朋友似乎曾效力于特种行动执委会。但由于我们是在战争结束很久之后才见面的，所以他们战时的经历从来就没有出现在我们的谈话中。

到这时为止，我沉浸在能找到的一切有关特种行动执委会的书籍中。这很正常，不仅仅是因为克里斯蒂娜日后的活动受到他们从伦敦或阿尔及尔发来的指示影响，而且还因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那些和这个组织有联系的人使我了解到有关克里斯蒂娜在战争年代的经历和工作的大多数信息。特种行动执委会招募了一些才能卓越的女性，例如戴安娜·罗登，瓦奥莱特·绍博，努尔·英亚特·卡恩，奥黛特·哈洛斯，约朗德·比克曼，伊利亚恩·普卢曼。她们都是一些妩媚动人的淑女，其共同点就是能说一口完美无缺的法语，愿意为自由事业服务。

在和克里斯蒂娜的朋友们交谈时，我得到的最深刻印象之一就是：克里斯蒂娜憎恨任何形式的压迫，不仅仅是出于爱国原因，而且是因为她把自己对思想自由、行动自由的渴望带到了人类的一切领域。任何威胁到克里斯蒂娜个人或他人自由的做法都成了她个人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