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劳肖可真是帮了大忙。她本人在开罗为特种行动执委会工作时，认识了克里斯蒂娜和安德鲁，她丈夫盖伊·坦普林上校也是如此。正是盖伊·坦普林――曾负责和波兰旅联络，他是个非常著名的语言学家――把克里斯蒂娜介绍给了妻子。

尼娜如实谈了她对克里斯蒂娜的印象。“她总是看起来非常冷淡孤僻，我不是特别喜欢她。我知道她是个很特别的人，虽然盖伊没有详细提到她过去所做的任何功绩。正如许多男人一样，盖伊非常喜欢她。那些认识她的男人都有同样的感觉，我猜，那些军官们大概把她当成了圣女贞德。这是一种超越了性爱的感情，它植根于人们对克里斯蒂娜英勇品质的景仰中。

“克里斯蒂娜说话不多，我从来没觉得她长得漂亮。或许她看起来与众不同，但肯定比不上塔尔诺夫斯基家的两个儿媳妇索菲和乔奎特漂亮。她们也是波兰人，毫无疑问，她们是开罗社交界中的美女。

“坦白地说，我不知道克里斯蒂娜和安德鲁在开罗做什么。我在位于拉斯托姆大楼的特种行动执委会总部工作，但我在那里却从没见过他们。当然，这可能是出于安全方面的原因。我知道，克里斯蒂娜在这段时期很不开心，有挫折感。我不清楚她为什么被冷冻了这么长时间，或许这是发生在她身上的最糟糕的事情。

“如同那个时候开罗的许多女子一样，克里斯蒂娜有许多爱慕者，这可能听起来有点女人气，甚至有点恶意。那时候，周围的男性要比女性多得多，英国男人总是受到斯拉夫类型的女子吸引。他们认为斯拉夫女子具有一些神秘特点，这些特点是他们自己国家的那些金发碧眼、头发蓬松的女人或高头大马型的女人所不具备的。

“丈夫过世后，我离开了开罗，于是就和克里斯蒂娜还有安德鲁失去了联系。但战争结束后，他们经常会突然出现在我的生活中。他们从来没有告诉我他们在做些什么，来自何方，或要去何处。有一次，在给柏林一位重要的盟军将军当私人助理时，我突然接到了克里斯蒂娜打来的电话。没经过允许，她就来了柏林。她让我利用将军的协助帮她拿到那份必要的文件。当然，我照做了，邀请他们参加我上司举办的一个各国人士参加的露天聚会。他们开着一辆很大的豪华轿车来了，安德鲁说这是他自己‘设法搞到的’。三天之后，他们又消失了。只有上帝才知道他们去了哪里，或者他们那时在做什么。”

实际上，克里斯蒂娜当时正试图和乔治·吉齐基离婚。克里斯蒂娜在耶路撒冷告诉乔治她想离婚时，他们大吵一架，乔治感到非常痛苦，他甚至拒绝和克里斯蒂娜说话。

接着，克里斯蒂娜发现：根据新的波兰法律，她可以在波兰领事馆离婚。她手头仍然保存着那张旧的波兰护照。克里斯蒂娜和安德鲁向伦敦的英国当局提出申请，接着向德国当局提出申请，要求同意克里斯蒂娜前往柏林，以安排离婚。英国人因把这女孩扔在了法国而异常高兴，他们拒绝了克里斯蒂娜提出前往德国的正常要求，因为克里斯蒂娜不是购买钢铁或废料的女商人，而只是想去处理私事。安德鲁和克里斯蒂娜试图公开行事，遭到拒绝后，他们决心自己掌握主动权，这就是他们在柏林现身的原因。克里斯蒂娜最终和乔治离婚了。

“战后克里斯蒂娜在伦敦时，我经常见到她，” 尼娜·克劳肖告诉我，“她感到极其痛苦，因为英国人让她很失望。克里斯蒂娜只是无法静下心来从事普普通通的工作，后来我听说她做了客轮上的侍者。我们从来没有完全失去联系，但我们见面也从来没有一些自发的或者温暖的因素在内。我当然知道克里斯蒂娜所做的杰出功绩，她是个非常勇敢的女子。我敬重她的勇气，但从来没有真正理解过她。”

1974年7月20日，我在瓦西谢乌克斯参加韦科尔战役三十周年纪念仪式。仪式是由韦科尔全国先驱者志愿兵协会组织的。知道我对克里斯蒂娜――当时被人叫做“保利娜夫人”――感兴趣后，这个组织出于善意发给了我一个特别新闻通行证和一个袖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