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斯蒂娜用了一天半的时间才到达山顶。一到堡垒的背风处，她就成功地让在那里的波兰联络人注意到了她，并让他们聚到一起。接着，她就拿着一个扩音器，并用波兰语向那群波兰籍士兵说了自己此行的目的。结果，她说服他们离开了德军，转而加入了抵抗部队。假如她在此次任务中失败了，那么德军决定大规模猛攻拉尔什山口的计划就很可能会成功。德军一旦成功的话，美国部队的前进就会受阻。多亏了克里斯蒂娜的这一行动，马基游击队才得以炸毁这条公路，从而阻挡了德军机动部队通过。

当克里斯蒂娜正在往拉尔什山口的山顶做马拉松式的攀爬时，她的上司却遇到了难题。1944年8月11日，即同盟国在南部登陆的前三天，“罗杰”和他的小组部队正出发前往阿普特。在阿普特，他们碰到了刚刚到达的法国高级军官，军官们交给了“罗杰”一大笔钱。

两天后，“罗杰”在赞·菲尔丁、索伦森指挥官和司机克劳德·雷诺瓦的陪同下，回到了塞纳。当时，菲尔丁已堂堂正正地改名叫“阿尔芒·德·庞特·列夫”，索伦森是一名代号为“牧师”的法国军官，司机则是画家的儿子。

尽管赞·菲尔丁知道他们身上都带有“逼真的”证件，但是，当他坐在那辆标有“红十字”标志的救护车里时，看着“罗杰”及其同伴们在穿过敌军控制区时所表现出的那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心里还是不禁充满了敬佩之情。此刻，向来就小心谨慎的“德·庞特·列夫先生”检查了一下自己的个人证件。他认为自己身上带了太多的钱，一定会受到盘问的，而且这么多的现金一定会引起德国人的怀疑。于是，他决定把钱分成三份，让“罗杰”和“牧师”各拿一部分放在身上。菲尔丁写道：

我们行车一路上都平安无恙，甚是愉快。因此，我必须不断地提醒自己，我不是在度假，而是在执行很要紧的任务。我甚至忘了一件事。每次我们到了一个充满欢快气氛的村庄时，“罗杰”就会和地方领袖商谈事宜；而我呢，就坐在咖啡馆外的悬铃树下，美美地喝上一杯酒。这时，我早已把要执行的任务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这种幸福愉快的感觉持续的时间很短。在回塞纳的途中，正当“罗杰”一行人驾驶着“红十字”汽车进入迪涅时，盟军的空袭开始了。一支“蒙古”民防团像潮水般涌向这辆“官方汽车”。“罗杰”立即就叫雷诺瓦尽快把车上的乘客放下来，并让他把车开到通往塞纳最近的出口和他们相会。“罗杰”他们分散开来，十分小心地躲开了这些仍在四处急于逃跑的“蒙古人”。空袭结束的信号一响，他们就按事先安排的那样，在约定好的地方，又回到了他们车里。他们每个人都暗自庆幸能侥幸脱险，于是打算继续向塞纳方向驶去。

车子刚要开动之时，他们就看到前方有一个路障，那是另外一支“蒙古”民防团设置的。民防团的人把罗杰的汽车拦了下来。“罗杰”和菲尔丁出示了他们看似非常正式的官方证件，一位眼睛细长的高加索人看了看他们的证件，因为看不懂里面的内容，所以决定放他们通过。

但是，正当他们再次赶路的时候，雷诺瓦看到一辆德国汽车追了过来。这是辆盖世太保的车子，一伙荷枪实弹的德国安全部队士兵从车上跳了下来。其中，一个穿德军制服的年轻人例行公事地向雷诺瓦问了一连串的问题，而且他看上去对雷诺瓦的回答很满意，并打算让他们一行人通过。但是在放行之前，他坚决要求检查“牧师”和“罗杰”的证件，看完之后，发现都没有问题，他就转向了“阿尔芒·德·庞特·列夫”。

尽管菲尔丁的母语是法语，但他有相当长的时间没有说法语了。当时他意识到自己的法语说得结结巴巴。这时，这名德国军官审问完菲尔丁后，还要求继续查看他们的公文。阿尔及尔人已给他提供了很多其他证件和钱，这些都放在他的钱包里。菲尔丁把钱包交给了这名德国军官。军官看到其中一张卡片的日期已经过期，就命令菲尔丁上他的车。菲尔丁正要上车时，军官要菲尔丁说出和他一起的同伴身份。菲尔丁回答说，他根本就不认识他们，就是两个搭便车的人罢了。然后，菲尔丁就上了那俩盖世太保的车。看到这般情势，菲尔丁害怕得整个人都僵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