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死了已有十一年，当时我才四岁。我从来就没有指望过，能再听到关于他的消息。可现在，我们正在共同写一本书。　　

这些文字就是这本书中开头的几行，它们都是我写的；但我父亲很快就会加入进来，毕竟这本书的大部分都得由他来讲述。　　

我不知道，我是否还真能记起我父亲。也许我只能认为，我之所以还记得他，主要是因为我经常翻看他那些照片。　　

有一幅照片上，我和我父亲坐在客厅里的皮质旧沙发上。他当时似乎正在讲什么有趣的事儿。那张沙发我们现在还保留着，可我父亲已不再坐在那里。　　

另一幅照片则是，我们悠然自得地坐在玻璃走廊上的绿色摇椅里。我父亲死后，这幅照片就一直挂在我的房间。此刻，我试图止住摇椅，因为我要把我的所有想法，都写进一个厚厚的记事本。以后，我还要把所有这些都输入我父亲留下的那台旧电脑中。　　

关于这台电脑，我还有得说的。为此，我必须回到过去。　　我们家里还有我父亲的录像带。有一段录像上，父亲和我坐在我们位于费尔斯多伦的度假寓所外面。时值复活节，外面阳光灿烂。我们俩各自的手里拿着半只甜橙。我正使劲儿地吸吮橙汁，我手里的橙子还没有剥皮。我父亲可能正在思索某些完全不同的橙子，这一点我相当肯定。　　

就在这个复活节假期之后，我父亲察觉到，他的身体有些不对劲儿。他病了大约半年。他担心他很快就会死去。我相信，他知道他会死的。　　

妈妈常常对我讲，我父亲当时特别伤心，因为他知道，在他能真正认识我之前，他就得死去。　　

我父亲当时坚定地认为，跟一个年仅三岁半的小男孩，不可能真正有话说。今天，我已明白他的意思，而且，要是你读完了这本书，你也会理解他的。　　

今天，我满十五岁了，或者准确地说，是十五岁零三周。我叫乔治·罗德，住在奥斯陆的胡姆勒街，跟我妈妈一起，还有尤尔根和米莉娅。尤尔根是我的新父亲，可我从来就只叫他尤尔根。米莉娅是我的小妹妹。她才一岁半，真是小得让人没法跟她正式讲话。　　

我父亲死后，爷爷奶奶曾到我们家来，帮我妈妈收拾我父亲的东西。可是他们当时却没有发现某样重要的东西：那是我父亲写的东西――在他被送去住院之前。　　

当时没人知道这事儿。“橙色女孩”的故事是这周星期一才冒出来的。事情的经过是：奶奶想从工具间里找样东西，却在我小时坐过的那部红色童车的坐垫下发现了它。　　

我父亲写下它的时候，我才三岁半。它实际上是我父亲特地为我写的。他当时写下这个“橙色女孩”的故事，就是为了让我长大以后才看，也就是说，当我大到能够读懂它时。为此，他当时写了一封给未来的信。　　

我们希望自己写好的东西，在四个小时，十四天，或者四十年以后，才被人读到――这完全是有可能的。“橙色女孩”的故事就属于这种情况。它是为一个年满十二岁或者十四岁的、名叫“乔治”的少年写的。也就是说，是给我父亲当时还不认识的那个“乔治”写的；并且他还不得不假设，他永远也不可能认识他了。　　

现在，这个故事终于必须真正地开始了。　　

将近一周之前，我从音乐学校回到家里。我惊讶地发现，爷爷奶奶看我们来了。他们突然从通斯贝格赶过来，而且还要在我们家住一宿。　　

妈妈和尤尔根也在场。当我进屋脱鞋的时候，四个大人似乎都怀着某种难以形容的期待――他们真的在等我。可我的鞋又脏又湿，竟然无人过问。我感觉，好像要发生什么大事。　　

奶奶讲出事情的原委：她发现了一封信，是我父亲临死之前不久写给我的。我感到，我的胃在剧烈地痉挛。他已死去十一年。一封来自我父亲的书信--它听起来严肃得可怕，犹如一封遗书。　　

奶奶递给我一个厚厚的信封。这信是封了口的，上面只写着“乔治收”三个字。我撕开信封，抽出厚厚的一叠纸来。我一看，顿时吓了一大跳，因为第一页上写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