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这样的企业家，我们应该如何评说、如何谈论？从辞职想写华为到如今已经五年了，我越来越切身感悟到写这样的企业家是多么难。

一直以来我都顺理成章地、不假思索地把任正非当做是最好的企业家，并没有多么深刻地去想为什么。以这样的状态去写，会不会激扬文字、夸大其词、大吹大擂、一味拔高呢？这种危险是存在的。因此写起来我总是犹犹豫豫，这种犹豫是不是和任正非打理华为时的那种“战战兢兢，诚惶诚恐”属于同性质的心理呢？是的，长久以来，我慢慢地体悟到，写好华为不见得比办好华为轻松—当然指的是精神层面。是的，写作要写任正非，就像办企业要办世界级企业一样，知其可，偏不为之，知其不可而为之！

一旦对自己说出这样的话，我终于可以呼出一口气。任正非在《华为基本法》完稿后，是不是也呼出了一口气？

要“取法乎上”。要用任正非打造华为的心态，去写华为。

解决这一问题的“策略”就存在我的电脑里，“取法乎上，仅得其中”，我要把它拿出来，以示我写华为的决心、态度和方法。

真诚的批评首要具备的品质是一种对批评对象坦率的赞赏。在这种毫无保留的钦佩行为中，在颂扬者和被颂扬者之间才会闪烁着同一种光辉，仿佛批评家如此颂扬他在别人身上发现的东西仅仅是因为他将其移入到自己的思想之中，并且在他自己的精神中又重新深刻地体验过了一次。对这些真诚的批评家而言，不是我思，故我在；而是我钦佩，故我在。这种批评是批评天才对于他人的天才的一种参与，它建立在本人和他所钦佩的人之间至少是存在一种潜在的相似性上。（批评家乔治?布莱）

这段文字我不知道是在哪里读到的，但它与我此时写华为、写任正非的心态格外贴切。是的，写作就是一种批评。是的，“我钦佩，故我在”。我不再有顾虑。我将实事求是地写出自己对任正非和华为的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