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或许会说，这样比附不恰当。中国古代的圣人概念何其神圣、高尚，怎能把这个概念套用在急功近利、重利轻义的企业家身上。我原也以为，这样的比附不恰当，几近无厘头。但我们生活在一个文化无厘头时代，没有什么是“不恰当”的。当然，真正的原因是，我从任正非那里学到了一种可爱的实践精神。实践精神如何可爱呢？那就是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拿来主义，这种拿来主义“不分轻重”，只取其义。靠这种可爱的实践精神，拿来“三不朽”看起来虽然有点不知轻重，却隐含一种深刻的认识论：几千年来我们的文化都忽视了这一点，因为尽管我们景仰圣人、伟人、悠久的文化，但往往把它们神圣化了，只作为教条或偶像而用，从不认真地以平等观念、进步观点看待它们。却不知，一切圣人和伟大的哲学、宗教、文学，莫不是以平等为圭臬。如果我们对之过于神圣化、偶像化，实际上是在远离、违背它们，在现实中我们只把它们高高挂在上面或口头上，它们既没有成为实际上的行为典范，也没有在思想上成为激发我们的原则和灵感源头，反而成为我们语言上的限制、精神上的禁锢以及思想上偷懒的原因。

任正非却不是这样的。“从泥坑中爬出来的人就是圣人。”—也只有他敢这样用“圣人”这样的“大词”。一个这么神圣的词就这样粗鲁地用在这里。说明什么？说明他思维不教条，说明他很重视实践。“圣人”如果仅仅是个崇拜的对象，那么其实也就没有什么分量了。任正非是一个活学活用、很拿来主义的人，他将任何东西都实化为具体可言说、可理解、可实践的东西，所以他才说：“我的专长在于逻辑，不在语言……”因此他没有语言上的过分矫饰、虚套，也没有用词上的顾忌。“明智的妥协是一种让步的艺术，妥协也是一种美德，而掌握这种高超的艺术，是管理者的必备素质。”他的话不官方，很流畅，是大白话、实在话，一下子就赋予“妥协”新的积极意义。这样的例子在他嘴里比比皆是。

细心的人应该会发现，任正非挺喜欢用“大词”或“大道理”，比如：“华为以产业报国和科教兴国为己任，以公司的发展为所在社区作出贡献。为伟大祖国的繁荣昌盛，为中华民族的振兴，为自己和家人的幸福而不懈努力。”又比如：“我们认为，劳动、知识、企业家和资本创造了公司的全部价值。”“我们遵循价值规律，坚持实事求是，在公司内部引入外部市场压力和公平竞争机制，建立公正客观的价值评价体系并不断改进，以使价值分配制度基本合理。衡量价值分配合理性的最终标准，是公司的竞争力和成就，以及全体员工的士气和对公司的归属意识。”

可是我们一点都不觉得大而无当。要是以前政治学习听到领导这样讲，估计台下早已呼噜声一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