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盖特纳访华意在向中国政府解释“J曲线效应”。

这次全球性的金融大海啸让我们看到：危机面前，任何国家的政府看重的都是“稳定”，而不是经济过热时强调的“效率”改善。但是，在全球化的环境下和目前世界经济严重失衡发展的格局下，这种求稳的救市行为都需要外部环境的配合。对美国而言，稳定金融体系和保持美元的国际货币主导地位同等重要，而且两者相辅相成。如果没有至今为止最庞大的美国金融体系支撑，美元主导的货币体系一定会在双赤字不断严重的趋势下渐渐地衰弱；当然，如果没有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大环境，美国金融体系的强大就没有充实的“物质基础”。所以，盖特纳这次来华，就是亲自向中国领导人带来奥巴马的谢意和对救市政策的诠释，也就是希望中国政府“十二万分放心”：通过“治理大萧条的全球著名专家”（美联储达拉斯分行行长费希尔的原话）、美联储现任主席伯南克亲自推行的剥离有毒资产计划的成功运行，美国经济一定会迅速摆脱危机的缠绕，中国债权国的利益从中长期来看一定能够获得财富效应。当然，现在会存在一个“J曲线效应”（它来自于贸易理论，描述的是“当一国汇率贬值后，由于价格效应的时滞性和前期合同所带来的收入效应同时存在，所以，贸易逆差短期内反而会扩大”的现象）：由于美国政府的救市计划，美国财政赤字短期内非但不会减少，反而会增加，这背后也会伴随着短期内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的下滑、美元贬值和通胀风险冲高的问题，但这些问题，都会随着今后美国救市的逐步成功和美国实体经济的日渐复苏而慢慢消失。

当然，这仅仅是一个口头承诺，如果世界经济发展的失衡格局不扭转，美国救市的“J曲线效应”就无法兑现。除非，美国金融体系的复苏再构建一个新的增长（将来也会走向泡沫及崩溃），世界经济再回到以前的格局，但是这种可能性在短、中期内都很小。如果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一起，迅速摆脱美国主导的世界经济发展格局，那么，很有可能会带来两败俱伤的结果。而且，发展中国家的损失会更加惨重。所以，要求美国政策的透明性和保持现有经济状况不再恶化将是我们应对美国诉求的唯一“次优选择”。中国政府国债结构的调整也显示了我们的这一立场。如果救市效果不明显，那么，中国脱美元化的战略就不会停止，这甚至包括加快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和调整我国外汇储备的币种结构。美国政府不想看到这样的结果，就会千方百计地解决“双赤字”给他们造成的越来越大的麻烦。

三、中国的大国战略任重道远，而美国不会袖手旁观。

中国的大国战略可以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来看：

从供给面上讲，中国政府想改变自己在产业链上位于低端的不利格局，就要通过产业自主创新，建立标准等方法挑战美国创新大国的地位，同时，通过部分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和转型，力争获得产品价格的定价权和产品服务所创造的更高的附加价值，尤其是要通过强化金融体系来管理好自己的财富，扶持创新，这都是在挑战现行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和美国在世界经济舞台上的霸主地位。

从需求面上讲，要保证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人民币财富的稳定增长，市场培育和内需增长是必不可少的。中国政府也在通过农村的城市化和工业化建设，创造出更多能够给农民带来更多收入的就业机会，因为他们的“购物”愿望和规模都十分明显；同时，还通过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力图解决城镇人口“有钱不消费”的问题。再者，中国贫富差距和区域差距也在某种程度上抑制了上述产业政策和刺激内需的计划，收入再分配制度的合理化和高效化，也是中国政府努力探讨和尝试的方向。但是，无论是从供给面还是从需求面，这种大国战略和调整都需要时间，无法产生立竿见影的经济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