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产业发展的“微笑曲线”理论，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活力和可持续性取决于这个国家重点发展的产业定位：对上游产业而言，具有控制生产要素的威力，一些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也得天独厚地享有这一优势，比如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和其他石油输出国家。但欧美国家尤其是美国，拥有无形资产的垄断优势，比如高端技术、低成本的金融资本世界品牌、发达的资源交易市场（定价权）和产品标准的确立能力等。比起单纯要素出口的国家，它们更具有市场竞争力和财富争夺的能力，能够从产品创造的全部价值中获取大部分，而处于中游产品制造环节的国家则只能拿到其中微不足道的部分。值得注意的是，制造业主导的国家，比如东亚国家，为保证投资成本的可控性，发挥产品在市场上的竞争力，常常采取金融抑制战略，即通过控制利率和汇率水平来保证企业旺盛的生产能力和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从而获得可观的收入效应。尽管这种金融压制战略牺牲了金融体系所带来的财富效应，却在最大限度上避免了“缺乏国内市场购买力和金融体系发展缓慢”对本国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当然，产品制造出来后又会进入一个服务的高价值创造环节，处于这样的产业下游的国家，因为是创造最后财富和保管财富的关键环节，所以同样能够在产品价值链中获得更多财富分配。许多西欧和北欧的国家都处于产业的下游，而美国因为拥有强大的国际金融市场，发挥着管理全球财富的功能，自然就处在了全球价值链的最后端，这也是美元主导国际货币体系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场全球金融危机让世界看到了美国增长模式具有持久性和相对竞争力的秘密——美国的市场风险由全球共同承担；而美元的垄断地位不减反增，这也让各国尤其是东亚国家看到了增长模式的劣势——出口主导的增长模式因为金融市场价格的突变和美国市场的需求萎缩使经济受到重创！ 

我国政府已经充分意识到了过去增长模式的弊端，正在从供需两方面寻找中国经济可持续而富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国发展战略：

从供给来讲，我国政府想改变自己在产业链上处于低端的不利格局，就要通过产业自主创新、建立标准等方法来挑战美国创新大国的地位，同时，通过部分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和转型，力争获得产品价格的定价权和产品服务所创造的更高的附加价值，尤其是要通过强化金融体系来管理好自己的财富，扶持创新，这都是在挑战现行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和美国在世界经济舞台上的霸主地位。而将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就是这一发展战略的一个缩影。

但在短期内，不切实际地过分强调大国战略反而会让我们适得其反。我国政府并没有刻意去强化内需来挽救急速下滑的外需，而是看到了区域差距留下的发展空间，用新的投资扩张战略来解决旧的产能过剩，为大国战略的有效实施赢得宝贵的时间！从“十大产业振兴计划”中也能看出，我国政府要在传统产业内部增加技术含量，降低高污染高能耗的成本，以此提高中游产业集聚的附加值水平。

从需求来讲，要保证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人民币财富的稳定增长，市场培育和内需增长是必不可少的。我国政府正通过农村的城市化和工业化建设，创造出更多就业机会，同时还通过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力图解决城镇人口“有钱不消费”的问题。此外，收入再分配制度的合理化和高效化也成为我国政府的努力方向。

总之，在经济全球化的环境下，光有消费，没有企业的竞争力，不一定能做强中国的企业；光有生产力，也会因为缺乏市场、缺乏财富分配的话语权而无法进一步升级和发展。 “自主创新、人民币国际化、内需主导”等概念的提出，都是因为我们想从被动的出口导向的低附加价值增长模式转变成主动的创新、标准设定导向的高附加价值增长模式，这充分反映出我国在“后危机时代”发展战略上的重大调整。

我们的产业结构调整需要时间，为了尽快站上产业链的高端，“金融创新”和“金融开放”是不可或缺的条件。东亚有很多出口导向的国家和地区，但即使是日本和韩国，也没有摸索出一个与制造业相匹配的具有竞争力的金融体系运行模式！1997年的东亚危机和日本20世纪的金融泡沫崩溃，都说明它们尝试发展金融来支撑制造业的战略以失败告终。美国则干脆把大部分制造业都移到了海外适合标准化生产的国家和地区，努力保持本国创新和金融共同发展的匹配增长模式。笔者认为，这也是中国在“后危机时代”转型过程中所将面临的挑战，迫切需要决策部门、监管部门、金融机构、生产单位和研究机构共同探索出一种适合我国可持续发展的增长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