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点，如果出于战后政治利益考虑，美、英等西方盟军当时极有可能赶在苏联红军之前抵达柏林，但盟军最高司令官艾森豪威尔将军的一纸命令将柏林拱手让给了苏联人。攻克柏林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顶峰，更是苏联红军在击败纳粹德国的战争中所立下的赫赫战功的最高体现。数年后，艾森豪威尔参加美国总统竞选，戴着“击败希特勒的人”的桂冠入主白宫。对此，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绝大多数历史学家均嗤之以鼻，他们普遍认为该项殊荣理应归属于另外一个人――最合理的人选是朱可夫，要么就是斯大林，但无论如何都不应该划归艾森豪威尔的名下。在整个战争期间，与西方盟国相比，苏联承受和付出了极度不成比例的战斗和牺牲。仅在1941年12月―1942年11月期间，在东线交战的苏德军队就达到了900万人，而与此同时，在北非沙漠里与德意军队角逐的英国军队仅有10万余人，其兵员数量和战斗规模与苏德战场相比简直微不足道。仅在库尔斯克一场战役中，苏德双方就投入了200多万军队。甚至到了1944年6月盟军在诺曼底成功登陆、开辟第二战场之后，仍然有210万的德军――几乎占到德国总兵力的62％――在东线与600万苏军作战。德国遭受的绝大部分损失来自东线：在战争中伤亡的1348万名德军人员中，1076万人是在东线负伤或者阵亡的，这一数字占到德军总伤亡数字的80％。同样，美英两国在战争中分别伤亡了40万人和43万人，而苏联红军总伤亡将近2900万人，另有1500万名苏联平民伤亡。此外，在击败纳粹德国的“伟大卫国战争”中，苏联人民不仅仅付出了巨大的人力、物力牺牲，还贡献了诸如朱可夫这样的卓越的军事指挥天才，以及红军将士们坚忍不拔的毅力和敢于牺牲、勇往直前的斗志。

可以说，在赢得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伟大胜利的历史进程中，英勇的苏联军民不仅立下了不可磨灭的丰功伟绩，还付出了天文数字般的、令人触目惊心的巨大牺牲。然而，也正是这些功绩和牺牲，在战后逐渐加深了苏联与西方盟国之间的隔阂和分歧，最终演变成为一场持续近半个世纪之久的“冷战”，柏林成为这场世纪大对峙的最形象、最准确的标志。几乎从一开始，苏美英三大国之间就为如何占领和管理柏林而口角不断。随着时间的推移，苏联与西方之间的相互猜疑达到了极限。出于地缘政治等因素的考虑，尤其在经历了德国人发动的“巴巴罗萨行动”的可怕噩梦之后，对战争心有余悸的苏联领导人决心不让自己的国家再次遭到这种大规模的野蛮入侵。在强烈的偏执心理和孤立主义情绪的支配下，强硬的苏联领导人决心在德国和东欧构筑起一道“防波堤”，德国被一分为二，欧洲也分裂为两大对立阵营。在1945年的5月份，出于对苏联红军的极度恐惧，绝望之中的柏林居民相信美英等国是另一类“值得信赖”的敌人，纷纷拖儿带女逃往西方。在此后50年间，这种类似于以色列人“出埃及”式的逃亡行为不断上演，成为在分裂的欧洲的一种旷日持久且经久不衰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