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统帅部有人发言说，同时加强所有战区的攻势作战是不可行的。而后，斯大林指示铁木辛哥支援西南方向上的进攻作战。

当其他人都离开会议室后，总参谋长沙波什尼科夫对朱可夫说：“你根本没有必要争论，最高统帅早已把进攻方案定了下来。”

“那为什么还要征求我们的看法？”朱可夫问。

“亲爱的朱可夫同志，我可不知道。”沙波什尼科夫回答。

两星期后，最高统帅部下达命令，将第１突击集团军撤出战斗，编入最高统帅部预备队。朱可夫和西方方面军参谋长索科洛夫斯基将军请求保留第１突击集团军的编制。

但我们得到了同样的答复：这是最高统帅部的命令！

我给斯大林打电话，坚持认为撤出第１突击集团军将会削弱我们的进攻力量。但我得到的答复却是：“这次愚蠢的谈话到此为止，数一数你的集团军，你手中的兵力够多了！”

我试图再做一番努力：“斯大林同志，我部据守的战线很长，而且沿线到处都在进行激战，不可能重新进行调整部署，我请求您不要把第１集团军从西部方面军的左翼撤出，不要减轻对敌人的压力。”

斯大林一言不发就挂断了电话。朱可夫说，他又和沙波什尼科夫通了电话，但无济于事。

“我亲爱的同志，我无能为力，”沙波什尼科夫说，“这是最高统帅本人的决定。”

几年后，谈起在库尔斯克击败德军时，朱可夫并不认为斯大林单独作出了许多重大决定。

斯大林逝世后，人们逐渐开始认为在许多重大的军事和战略问题上，他总是独断专行。但我不同意这种看法，我已经说过，只要有熟悉事情真相的人向他汇报工作，他总能够耐心甚至虚心听取意见，在他尚未作出决定前甚至会改变自己的决定。这才是事情的真相。

朱可夫所说的事情就是斯大林命令沃罗涅日和草原两个方面军立即发起反攻（在１９４３年７月底）。但朱可夫表示军队需要补充新的燃料和弹药，需要进行缜密的侦察，需要各个部队之间的密切协作，还需要重新调整部署。“反复讨论之后，最高统帅勉强同意了我们的观点，决定把反攻至少向后推迟８天时间，因为这是唯一可行的方法。”

苏军在库尔斯克取得胜利之后，接连遭到重大挫败的纳粹国防军被迫后退。这时，朱可夫和斯大林之间很少再出现意见相左了。从那时起一直到德国投降，红军在战场上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每当取得一次重大胜利，莫斯科的夜空总要鸣枪庆祝，广播电台则反复播报获胜部队的司令官的名字。

胜利日一个月后的一天，斯大林问朱可夫是否已经忘了怎样骑马。

朱可夫回答：“不，我还没有忘记。”

“很好，”斯大林说，“在胜利阅兵式上由你担任阅兵式首长，罗科索夫斯基负责指挥。”

一开始，朱可夫表示反对：“谢谢您给予我如此崇高的荣誉，但您是最高统帅，担任阅兵式首长的最合适人选应该是您本人。”

斯大林回答：“我太老了，不适合检阅部队了，你年轻一些，还是你去吧！”

１９４５年６月２４日上午９时５７分，朱可夫骑着一匹白色的高头大马（由内战期间著名的骑兵西蒙·巴德尼挑选出来）出现在克里姆林宫斯帕斯基大门处。“我听到一声清晰的指令‘全体立正！’紧接着响起一阵雷鸣般的掌声！” 眼２ 演

时针指向上午１０时。

朱可夫事后说：“说实话，我感到心跳加快……我策马向前行进，随着格林卡的雄壮的《光荣颂》乐曲声在红场响起，苏联人民也在内心深处默默吟唱。突然，乐曲声停下来了，整个红场一片寂静。我听到阅兵式总指挥罗科索夫斯基元帅用洪亮而又清晰的声音向我报告。他肯定也和我一样紧张，但他的报告吸引了我的注意力，我一下子就平静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