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巴巴罗萨”行动的德军总兵力305万人，装甲战车3350辆，摩托化车辆60万辆。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德军还投入了万匹马，用来运送补给和拖拉大炮。这支规模庞大的军队编成3个集团军群、7个集团军和4个集团军规模的装甲集群，同时还有在3个摩托化旅支援的17个装甲师和13个摩托化师。由153个“传统”步兵师组成的德国集团军主要采用徒步推进方式，这一点与其传统的推进方式极其类似。1941年6月，德军将所有可能的一切都投入了战斗，但就战斗的规模而言，德军进攻的兵力还远远不足，他们很可能陷入一场漫长的阵地战与后勤消耗战。如果德军在1939―1941年间的战斗不能对苏军造成决定性打击，那么试图通过一次战役击垮苏联的痴心妄想，只能使德军自己被消灭，而不是他们的敌人。

德军统帅部以为只需要4个月的时间，就可以取得对苏战争的决定性胜利，根本没有预料到战争有可能拖延到冬季，因此没有认真制定相应的应急计划，更不必说战争会拖延到1942年夏季了。为了改造苏联人的铁路轨距，德国向苏联战场提供了一些相关物资，但由于企图速战速决，德军从来没有系统、充分地对铁轨进行过改造。当然，德军指挥官也许认识到苏联糟糕的基础设施会引发潜在的物资供应问题，但由于纳粹德国的极端意识形态以及德军对于自身实力优势的错误认识，德军对于快速取胜充满了信心，完全忽视了其脆弱的物资补给能力。德军认为凭借自身高超的技战术，在遭遇真正的困难之前就能取得战役的胜利。与此同时，许多德国纳粹分子认为，与纯种的雅利安人相比，斯拉夫民族是一个劣等民族。正是由于上述错误的观念和认识，许多优秀的德国军事指挥官经常会产生一种微妙的、自然而然的错觉，那就是苏军根本无法组织有效的防御，他们不会对德军构成任何威胁。这种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赌博行为。简而言之，无论是“巴巴罗萨”行动，还是1942年的“蓝色”行动，均在重蹈“通过一场战役取得战略性军事胜利”―――即1914年“施利芬计划”的覆辙。事实上，除非苏联人采取自杀性的方式来应对，否则德国人的“巴巴罗萨”计划根本无法完成。当然，这要感谢苏联最高统帅斯大林，他没有这样做。德军之所以在1941年距离胜利一步之遥，要完全归功于德军指挥官在战斗中所表现出的卓越战术能力和指挥水平，而非“巴巴罗萨”计划本身的价值使然。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德军在1939―1940年成功使用的战术（即对敌围歼战），在一定程度上使德军错失了取得一次战役决定性胜利的机会。在波兰和法国，多个德军装甲师对敌人形成包围态势，但这种包围圈往往因为依赖空军支援且行进速度较慢的步兵而呈越来越少的趋势。显然，装甲部队与步兵行进的速度不同，从而形成了两种不同的军队，一种是“轮式”军队，另一种则属于“步行式”军队。在早期的战役中，即使这一问题未能得到解决，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控制，因为当时的作战半径较小，形成的包围圈数量较少。然而，现在德军要想在一次战役中取得对苏军的决定性胜利，只有形成数量更多、规模更大的包围敌人的“口袋”，然后迅速清除它们，才能阻止苏军撤退到杜维纳河―第聂伯河后方。由于这些包围圈数量多、规模大，将它们留给步兵就会引发许多严重的战术问题。步兵如何才能迅速歼灭“口袋”中的敌人，同时跟上装甲部队快速推进的步伐，阻止侥幸逃脱的苏军撤退到苏联腹地呢？换句话说，德军快速推进的步伐与形成包围圈并消灭其中的敌人无法协调进行，而这正是赢得一次战役决定性胜利的关键因素。如果选择更慢的推进速度，尽管能确保系统地消灭“口袋”中的敌人，但其后果只能把德军拖入困难的消耗战，反而对苏联有利，于是这种战法被排除了。事实上，德军步兵在1941年不可能实现大范围的机械化或摩托化，因此德国“两种”集团军存在的问题根本无法解决，而且将在1942年的战役中再次带来不利的影响；然而，由于德国根本无法应付阵地战，所以德军的重心必须强调装甲集群。这又是一次重大的赌博。如果成功，就不用再进行1942年的战役。如果失败，德军就必须在资源比1941年更匮乏的情况下，取得一场速战速决的战役的胜利。令人感到滑稽的是，当时德军在战略与战术上的两难窘境的最终解决，并不取决于其他因素，而是取决于约瑟夫·斯大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