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又恢复了7年来的刻板单调的生活。每天在家里吃过早点，就到高斯—韦伯楼梵文研究所去，在那里一直工作到中午。午饭照例在外面饭馆子里吃。吃完仍然回到研究所。我现在已经不再是学生，办完了退学手续、专任教员了。我不需要再到处跑着去上课，只是有时到汉学研究所去给德国学生上课。主要精力用在自己读书和写作上。我继续钻研佛教混合梵语，沿着我的博士论文所开辟的道路前进。除了肚子饿和间或有的空袭外，生活极有规律，极为平静……这是我毕生学术生活的黄金时期，从那以后再没有过了。

——季羡林

无论是做学问还是做其他事业，耐得寂寞，是一个重要的成功前提。就季老来说，他人生几个比较重要的学术黄金时期，都是在相当的寂寞当中成就的。

我们都知道季老写过一本书《留德十年》，读过的朋友可能都知道，季老学成即将回国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季老虽然尝试了很多方法，但始终未能如愿回到祖国。如此，季老不得不返回校园，重新过起两点一线的生活。然而，也正因为如此，季老能有机会研究大学图书馆里的学术论著，乃至很多稀奇古怪的参考书，给季老创造了一个理想的学习和写作环境。在这样的环境里，季老“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在博士后的5年内写了几篇重要学术论文，发表于《哥廷根科学院院刊》上，直到现在，这些论文的一些学术观点还不断被后来者引用。用季老的话说，这是他毕生学术生活的黄金时期。

寂寞，造就了精神极度的专一，这样便容易在一段时间内高密集地学习和消化知识，所以古往今来很多圣贤，常常主动置身于寂寞当中，在与世隔绝的修炼里参悟人生，洞彻大道。

在《明朝那些事儿》中，当年明月为两百年大明纵横风云人物排名，王守仁被排在了第一位，对其敬佩真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书中也讲了很多王守仁的牛×故事。

那么，大明第一牛人是怎样练成的呢？看历史书就会了解，当年王守仁跟众多秀才书生一样非常迷恋程朱理学，而且异常投入，在自家后院对着竹子“格”了三天三夜，把自己“格”病了，也没从中“格”出个“理”来。

后来，王守仁因为在朝廷混得出了问题，被发配到贵州一个叫做龙场驿的地方。这个地方当然远离了政治文化中心，颇有点儿“鸟不拉屎”的感觉。但，也正是在这样一个寂天寞地的地方，王守仁转变成了心学大师王阳明。

可以想象，当时没有亲朋好友，乃至照顾的仆人也各奔前程，王阳明一个人坐在自己搭起来的草庐“阳明洞”中，静静观察满天繁星，渐渐摆脱了程朱理学的桎梏，找到了一条属于自己、影响深远的学术思想道路。

正所谓“古来圣贤皆寂寞”，所以很多高人圣贤都有一个共同的嗜好——隐于深山，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隐士”。

在古代，隐士跟高人、牛人差不多是可以画等号的。很多开国明君都喜欢到犄角旮旯去挖一个“大隐”出来辅佐自己打江山，比如周王请姜太公，比如刘备三顾茅庐请诸葛孔明。古时的圣贤，从山林中走出来，辅佐大业，最后又归隐到山林当中，独得一份寂天寞地的心情。以至于政权对“隐士”的饥渴达到了近似崇拜的程度，最后竟然发展出“隐士效应”。

在《新唐书·卢藏用传》中写了一个叫做卢藏用的人，此人琴棋书画样样精通，文采也算风流，但此人没有考过功名，所以不能入朝为官。于是，他自我安慰性地写了一篇赋，便跑到长安附近的终南山上隐居。后来皇帝听说郊区山里就藏着一位大隐士，便有请来做官的意思。卢藏用同学听到这个消息，高兴万分，便忙不迭跳出来去为皇帝打工去了。故此，后世把卢藏用的隐士行径看做沽名钓誉的手段，“终南捷径”也成为对此种人此种事的一个标签。

卢藏用成功后，难免为后人效仿。就连大诗人王维，也走过“终南捷径”的路数，可惜终究耐不住寂寞，半路就自己爬到达官贵人府上弹琴弄诗去了。

当然，做隐士做到沽名钓誉的程度，实在有点儿说不过去，但“终南捷径”一说，也从侧面证明了人们对隐士学识的认可。甘于寂寞、苦心修炼的人，终究是不会寂寞的。历史学家范文澜曾在自己书斋中悬有一联，曰：“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做到这两样，什么事情做不好，什么人不会成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