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我们都住在弗吉尼亚州的夏洛茨维尔，常在傍晚时分见面聊天。我们的谈话大多环绕着学术理论和心理成长。我们气味相投，总是聊得很开心。奇怪的是，我们的交往一直停留在精神的层面。

“有机会再见到你，我实在太高兴了。”她说。

“我晓得。”我回答，“一看到你，我就想起许多往事。”

“奇怪，这些年我们为什么不保持联络呢？”她问道。

她的询问又把我带进往事中。我想起最后一次和莎琳见面的情景。她站在我的汽车旁向我道别。那时我的脑子里装满新知识，准备回到家乡，辅导那些遭受严重虐待的儿童。我以为我能帮助他们克服强烈的后遗症，让他们的生命继续成长。然而，日子一天天过去，我的辅导方法并没有收到成效。我不得不承认自己的无知。人类要如何从自己的过去解脱出来？对我来说，这到现在仍是个谜。

如今回想过去这六年，我觉得那些经验是值得的。但我也渴望改变生活方式。问题是，去哪儿呢？从事什么工作呢？莎琳帮助我探索童年精神创伤的本质，在我的理论形成后，我就很少再想到她。如今她就站在我身边，又回到我生命中——而我们聊起天来还是和以往一样兴奋。

“我想，我太专注于工作了。”我说。

“我还不是一样。”她说，“报社的工作很忙，我马不停蹄地采访新闻，没工夫打听你的下落。除了工作以外，我把所有事情都忘了。”

我揉了揉她的肩膀：“知道吗，莎琳，我竟然忘了我们在一起聊天时总是很开心。我们的谈话总是那么自然、无拘无束。”

她的眼神和笑容告诉我，她同意我的说法。

“我知道，”她说，“每次跟你聊天，我都感到非常爽快。”

我正想回答她，她却忽然瞪起眼睛，望向餐馆的大门。她的脸一下子变得很苍白，充满焦虑。

“怎么回事？”我转头望望餐馆的大门。有几个人正走向停车场，边走边悠闲地聊着，看不出任何不寻常的迹象。我回过头来，看看莎琳。她还是一脸惊慌的神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