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朔曾经评价：刘震云是当代小说家里对我真正能够构成威胁的一位。

我印象里一直认为，第一次见刘震云是在颐和园。后来向刘老师求证才记起，颐和园已经是第二次见面了。可见记忆是多么的不可靠。

那天，在颐和园，刘震云他们和王朔交谈了一阵，留下一个剧本，匆匆地离去。

刘震云走后，王朔一个下午都关在房间里阅读剧本。他的阅读速度非常快，几乎是一篇一篇地翻。夕阳只在颐和园里留下最后一瞥的时候，王朔走进了我的房间，把剧本扔在我的桌上说：

这是刘震云写的《一地鸡毛》，10集。我觉得很好，也适合你拍。你先看看，愿意，告诉他们。钱都有了，马上就开拍。

我一口气看完了剧本。知道这回我是抄上了。迫不及待告诉王朔：剧本一个字都不用改就可以拍。

王朔陪我和刘震云见了面，吃的是涮羊肉。

我提出的条件是，一切从零开始。

刘老师没有意见。

之后，刘震云老师断断续续对我讲了一些话。我尽可能全面、准确地把这些话从记忆的深处打捞出来，以飨读者。

刘老师首先说：

《一地鸡毛》写的不是凡人小事。写的是凡人大事。如果拍出来仅仅表现的是凡人无小事，那我认为可以不拍。

刘老师又说：

凡人无小事。泛泛地说，苏联解体、美国和伊拉克的战争、埃塞俄比亚的大饥荒、柏林墙的推倒，这些都是被公认的发生在这个世界上的大事。而孩子的入托问题、长工资评职称的问题、分房子的问题，包括发生在“八部七局六处”里的琐琐碎碎的事情，则被公认是发生在这个世界上的小事。但这些小事放到个人身上，就变成了大事。你可以问问走在街上的人，对他个人来说，是分房子、长工资这件事大，还是苏联解体的事大？我想答案一定是前者。所以大和小的关系是相对的，角度不同而已。

每个人真正需要应付的只不过也就是七八个人。把身边的这七八个人应付好了，日子就太平了。

刘老师还说：

上至国家主席，下至平民百姓，看起来需要面对很多人，但其实不然。每个人真正需要应付的不过也就是七八个人。把身边的这七八个人应付好了，日子就太平了。这七八个人摆不平，日子就不好过。这就需要拿出你的全部人生智慧来应付。态度当然得是积极的，不能掉以轻心。从这个角度说，《一地鸡毛》是一部积极向上的作品。是生活的主旋律。有人说它很消极，我不同意。如果把它拍成了一部消极的作品，那我认为可以不拍。

刘老师最后强调：

《一地鸡毛》里的人物全是正面人物，没有反面人物。如果他们之中的某些人做出了伤害别人的事情，那也是出于自我保护不得已而采取的自卫行动。他们的本质都是善良的，对生活对人群都是充满善意的。因此我建议，冯老师可以把它拍成一部充满善意的作品。

刘震云的这种高屋建瓴的创作思想，极大地鼓舞了全剧组的创作热情，为我们的创作指明前进的方向。这就是灯塔的作用。

如果说《编辑部的故事》是我作为一名编剧，在王朔创作风格的引领下，跨出了坚实的一步；那么《一地鸡毛》，则是我作为一名导演，在刘震云创作思想的影响下，创作上走向成熟的一次飞跃。

《一地鸡毛》拍摄完成后，送刘震云过目。得到的批示是：

同意下发全国，组织干部群众学习。

电视剧在上海首播，随后在全国铺开。

收到的评价是：

这是一部“新现实主义”的力作。

在此之前，我常听到一些类似的词汇，像革命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浪漫现实主义、批判现实主义之类，一直弄不清楚这么多种现实主义的区别何在。现在好了，《一地鸡毛》被定了性，属于“新现实主义”，还是力作。那我得按照我的认识给这一主义下一个定义，它的主要特征应该是这样的：

看似风平浪静，实则刀光剑影；看似不咸不淡，实则波澜壮阔。一切都不露声色，于无形中势不可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