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印象

○采访刘震云，至少约了三次。

第一次他要到外地出差。

第二次他从外地回来，要我容他歇两天。

第三次他要改约定的时间时，说的特别让人无法拒绝，他说你容我解释一下原因，我朋友的孩子转到一所不错的学校，朋友答应校长说刘震云会去做一次关于写作的讲座，结果两件事的时间撞上了，我想你可能能理解孩子的事情比大人的事情更重要，所以就抱歉了。

○本来我的一个同事听说我要采访刘震云，坚持要一起去，她说我可以什么都不说，坐在对面看着他就是了。我们都是学中文的，在《一地鸡毛》还没拍成电视剧之前，老师就已经把它当做新写实主义的绝好范本来给我们讲解了，所以我的写小说的同事对他的崇拜也在情理之中。结果这一改时间，同事也只好改道外地去看父母了。临走还说中国的小说家里，如果有谁能成为真正的大家，刘震云应该算一个。

开玩笑告诉刘震云，他失去了一次和崇拜自己的人对面相识的机会。他回答：去看自己的父母肯定比来见我更重要。

○摄影记者建议我在一家比较著名的酒吧完成这次采访，因为那里的玻璃天花板比较利于拍照，刘震云就开着他打理得非常干净的银灰色富康拉着我们前往，他们聊了一路足球，还谈到在《甲方乙方》里扮演的一个小角色，刘说那不过是他干的一件不三不四的事，就是朋友凑在一起觉得好玩儿。

在一个不许掉头的路口，他打量了两眼，确信没有警察，迅速地把车头掉了过来，接着聊足球。

○他称我们为老师，管自己叫小刘。每回答完一个问题，都用：“大体就是这样，王老师。”结束。在同一时间场景下谈话，谈话的内容不同，他的表情和语态会完全不同。谈文学时最为严肃，强调最多的是一个职业作家对本民族语言和想象力的责任。

○谈家人和朋友就轻松得多，太太是他北大时期的校友，都是河南老乡，假期一起坐火车回家时，给了他表现自己的机会。本来是手上生皮炎，不得不贴胶布。女同学问他原因时，就变成了特不经意但绝对具有杀伤力的一个解释：“嗨，拉小提琴拉的呗，在部队里咱当文艺兵。”

直到今天，他太太想起这件事的时候，还会给他一句：“小刘啊，咱什么时候买把小提琴在家拉一拉呀。”

他笑称自己在家里没什么地位，她们都闲我邋遢。他的绿色军挎里装着的一个很卡通的钱包，就是女儿的淘汰品。

○朋友里他喜欢冯小刚，为把他的小说《温故1942》拍成电影，他们两人在山西等地跑了一大圈。他说和冯小刚在一起感受最多的是他的友善，这一点和其他许多人不同。他对冯小刚的评价是：他外在表现出来的东西和他的内心不是特别相像，他其实是一个挺忧伤的人。

○在谈到自己最喜欢的外祖母以及她老人家的幸福时光，刘震云显示了他绝对的语言天赋。他用极简短的句式活画出一个令人尊敬的老人，其间的幽默不动声色。

○我说这间酒吧最著名的是它的洗手间，据说一个水龙头的价钱够买好几把椅子的，我的采访对象就充满好奇的非要在访谈结束后去趟厕所。

○他说写作是一个极古老的职业，就像钉鞋的、做杂碎汤的职业一样古老。操作手段特别落后，自蔡老师发明纸以来，我们就一直在用它。谁选择作家还有私心杂念的话，那就是有病。

但你分明能在这番话外感到他对自己职业的尊重。他说人对世界的认知其实非常有限。每个人都力图通过不同的途径来尽可能多的认识和了解这个世界。有的人借助金钱、有的人凭借权利、有的人依靠科学研究，而自己是通过写作来实现这一目标。现实生活是深刻的，但是作家写的那一段是不是深刻，这是一个问题。

对时下流行的行走文学，他好像不大以为然，他说写作是一件需要坐下来完成的事，走着的多是一些走马看花的东西。对内心一些东西的挖掘，不是走着能完成的。

○从大学毕业分到《农民日报》到今天，刘震云一边当着他的政文中心主任，一边构筑他的一部又一部长篇。他说他喜欢农民日报的那些哥们儿，还举了一个例子：“我们那儿的校对，是我错别字的老师、足球的老师、还是生活的老师。他告诉我饿的时候别逛街，吃饱了再逛，不会乱买东西。我试了试。说得真有道理。”

○最近发表在《大家》的《一腔废话》，据称是一部关于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品，是一个心里空间的故事。

○刘震云说中国作家和国外的作家相比，有两个弱项，一是知识面没有他们那么宽，二是对外语的掌握极有限。他现在首都经贸大学学英语，和别人学外语有一点不同，他就用国外翻译的自己的作品当阅读材料。因为对自己写的东西非常熟悉，看起来会比较快，也比较有意思。比如他写的《塔铺》，有一段说三个孩子都长大了，孩子的爹给他们张罗媳妇，三个孩子幸灾乐祸，其中一个说：“这够咱爹喝一壶的了”，翻译成“这够咱爹下酒馆了”。刘震云说可以想见因为文化的差异，我们在看许多翻译的外国作品时会遇到多少这样的问题。

人物自述

-对写作的认识

世界上没有一个作家是成功的。这一点可以用体育比赛来解释。

一般而言，比赛分为两种，一种是以成功作为结束，比如各种球类比赛，总要决出赢家。另一类是向自己挑战，比如跳高、跳远，最后大都是以运动员自己碰杆儿结束。也就是以失败结束，写作就是这样一种状态。

选择写作为生，是因为我喜欢，它给我带来很多乐趣。每一个人对世界都是懂得少，不懂得多。每个人都会通过自己的方法，来探索这个世界上不懂的东西。我用这样的方式摸索的多一些。

写作和其他的行业不同的地方是，它总是要面对一些说不清楚的东西，包括情感、情绪、往事、梦，这些说不清的东西，对想要了解他们的人而言显得特别难，文学不是要把他们说清楚，而是把世间不可能的事情变成可能，然后留下来。

我刚开始写作时模仿身边的事，很愉快，写着写着就不满足了，觉着单纯的模仿很低级。人的创造性其实很小，主要还是模仿，但关键是你模仿的是哪一部分，现在好多作家的模仿都是停留在对已知世界的描述上。

我的《一地鸡毛》也是对已知世界的描述，写的是物理时间里发生的故事。但小林心理的想法可能有80%没有写。我现在写东西，写的就是那80%。一般的人写书，它只要对自己和自己的往事负责就够了，但对一个职业作家来说，要对本民族语言的想象力负责。

如果读者每次见到的都是老朋友，那作家存在的意义在哪儿？如果读者永远看到的都是琼瑶、金庸那样的作品，我们民族的想象力就会有问题。作家和通俗作者最大的不同，就是作家要对大家的想象力负责。

作家是自己和自己较量的工作，作家的工作是封闭的。拍电影有很多东西可以借助。灯光、道具、演员。写作没有，所有的东西都得靠自己。它对心态的要求特别高，你第二天的情绪要和第一天的心态接上茬，否则都是废笔，写了也白写。

汉语在秦以前，像庄子在《逍遥游》里对鲲鹏展翅的描述，非常有想象力，到秦朝统一之后，指令性语言过多，中国作家就要比别国的作家付出更大的代价。

鲁迅先生说的那种独自彷徨的状态，我现在特别能理解。如果说写作有什么愉快，是在这个地方，如果有什么苦恼也是在这里。

我写作时候的状态和上班一样正常，早晨慢跑一小时，上午写三个小时，中午休息一会儿。下午再写三个小时。晚上基本上不写。有时也会遇到写不出来的时候，通常会调整一下自己。我的经验是如果你觉得自己写的东西特别重要，就特别麻烦，你就会着急。

今后我会在长篇上下功夫。短篇和中篇的语言是一棵小树，长篇才是一棵长成熟了的树。短篇要求语言更明快，人为的成分特别多，我已经不是特别喜欢了。

-影响我的人是外祖母，

我喜欢听她讲她的幸福时光

我的外祖母活了九十五岁。个子不高，不到一米六，但因为地里的农活干得好，在方圆几十里特有名。在她打工的那个年代，东家是个财主。财主家的麦趟子特别长，别人可能割麦子割到四分之一的时候，姥姥就已经割完了，每一个工序都十分麻利。她老人家的经验是：“可不敢直腰，一直腰就再弯不下去了。”这是姥姥给我的最大的遗产，现在写东西也是这样，可不敢直腰，累了的时候想想姥姥，有割麦子累吗。

姥姥的幸福生活都和东家有关。每天干完活，吃饭的时候，只见财主提着一个香油瓶，来到下房就张罗上了：“嫂子，拌菜了吗？”“拌了”。“放香油了吗？”“放了。”“不够”——咕咚，财主就得给她再来一下子。你想想，我外祖母在其他的长工里得多有面子。我外祖母到谁家干活，谁家就忙着把儿子叫过来认干妈。

有一次我母亲腿上长一包，姥姥要给母亲看病，回到了自己的村里。一到五更时候，财主家的儿子赶了三头骡子拉的车就来叫了：“妈，该起了，还给我妹妹看病呢。”我姥姥就觉得特有荣誉感。

1992年左右，有两个德国人要到我老家看看。我说那就去吧。一个高个子德国人懂汉语，一个矮个子不懂汉语。村里人一见来了外国人都叽叽喳喳的，只有我外祖母很见过世面的样子，往太师椅上一坐，说话落落大方，就像是过去的东家给她培养出的贵族气息。

她问两个德国人：你们从哪儿来？姥姥，德国。你住德国哪儿啊？德国北部，高个子说。那你住哪儿啊？德国南部，小个子回答。你们怎么认识的？姥姥，赶集。高个子德国人很幽默。姥姥又问：你们多大了？三四十岁了。嗯，赶上“文化大革命”了，你们那里搞“文化大革命”了吗？没有。姥姥噌的一下就从椅子上下来了，毛主席让搞，你们为什么不搞？德国人没听懂毛主席的话，所以就没搞。你们那儿划了多少地呀。八分，高个子德国人没弄懂分和亩的概念。姥姥围着他转了一圈：你吃不饱。德国人又说：八亩。姥姥又围着他转了一圈，那你媳妇受苦了。

后来两个德国人和我讲，这老太太实在是太神奇了。其实只不过是她的生活给了她那样一个状态。

我当兵的时候十五岁，那时候对当兵的理解一是能吃上白馍，二是能找个好媳妇。就那么一闷罐车拉出去当兵了，排长问我想家吗，我说排长我一辈子都不想家，一上车就吃白馍，我还想什么家。我是当兵时头一次见火车，我觉得拉汽笛的时候特别庄严，世界真好。但在闷罐车里最难解决的是撒尿的问题，我一到那种移动的物体上就撒不出，排长说，刘震云，你怎么搞的，老站在那儿挡着后边的人，尿不出来就是没尿，别撒了。我说好那就不撒了，结果一转身，尿了排长一裤子。他说，刘震云，我算是认识你了。我一害怕就说：排长，我想家了。这经历有点像我上大学时候，我上大学长的第一个知识就是关于口香糖的。我不知道女同学嚼的那个是什么。我实在忍不住问了旁边一个男同学，他特别鄙夷的看了我一眼，那叫口香糖。前些时候男同学从美国回来，我们还说这件事。当然是我说不好听的给他听。

-影响我写作的是我的战友，

我听他的，因为他聪明

我当时的一个战友，是我见过的朋友里智商特别高的一个人，他一上车就写诗，老家在河南，新家安在长城端，排长给他改，新家安在嘉峪关，他就说，排长啊，跟着你可真学东西。我们当时看着他就跟现在的学生看明星似的。后来他回家了，带了很多马恩列斯毛的书，他说他要把这个世界搞懂。就是他在部队有一天跟我说写东西吧。我当时觉得他是一个特别有远见的人。人聪明，字也写得好。总之特别信服他，就开始写东西了，在北大读书期间也写，只不过当时没人给发表。大学毕业了，才有东西发表出来，所以现在的简历里，说到写东西的时间都是从大学毕业开始算的。

《北京青年报》 2001年10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