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如进贡的一般，举着脸盆踏进门槛，说：「汪杨氏的脸盆里有碗，碗里有东西。」

「是吃的吧？」骆安秀问。

一看，还就是吃的——三、四片猪肉，肥的，带皮，另有两节葱段。我傻了：「大前天吃的回锅肉，汪杨氏居然留到今天？」

「你就不懂了，这是犯人的一肉两吃。」骆安秀把搪瓷碗挪到自己的跟前。

「什么叫『两吃』？」

「一吃就是当时吃，吃的是瘦肉。第二吃是留下肥

的，用细火煎出油，撒上盐和花椒，装进一个小药瓶。以后慢慢吃。」

「怎么个『慢慢吃』？」

「就是把筷子伸到瓶口里，蘸一点油出来，马上搅和到饭里。这叫冷猪油拌热米饭。香啊！一小瓶能吃好几次呢。你刚来，不会，用不了两年，自会。」

我看那已成暗色的肉片，说：「扔了吧？」

她盯着我，问：「你不吃吗？」我摇摇头。

骆安秀随即将肉一把抓起，可怜的肉片还来不及在空中舒展，就直塞口腔了。忽然想起，她那「五爪金龙」刚刚还在汪杨氏身上摸索，我又傻眼了。拿起曾经盛肉的搪瓷碗，我说：「把它扔了吧。」

她一把抢过来，说：「你什么都扔，扔。知道不？好多同改等着我分点东西给她们呢。」

骆安秀是个熟练工。从贴身小坎儿的口袋里，找出极度稀缺且极其珍贵的全国粮票；从枕套深处藏着的小布袋里，掏出折叠整齐的几十元钞票；从被褥底下，搜出新衣服，新布头。一见新布头，我猛地想起在唐干事派活之后，刘月影曾把我拽到屋檐下，说：「汪杨氏留下的布头，不管新旧，给我留一点。」

「你用布头干啥？」

「打袼褙呀。」

「你不是给儿子做好一双鞋了么？」

「一双怎么够？」

「你说说，多少双才叫够？」

她伸出三根手指。

我惊叫：「三双鞋？」

刘月影笑道：「三双算个屁，三双是起码。」又压着嗓子，说，「骆安秀贪心得很，还有牛皮癣。你惹上了，这儿是治不了的。」

记起了刘月影的提醒，不等骆安秀开口，我便抢先说：「唐干事讲了，新东西都上缴，由政府移交给领取死亡证明的家属。」

汪杨氏是反革命分子，富农分子。脸平，胸阔，腰粗，臀宽，腿短，从后背看她走路，会误以为是一块敦实的门板在移动。犯罪情节不大清楚。从前生活的地方很可能靠近彝族地区，有用长布缠头的习惯。冷天自不必说，三伏天也如此。她不洗头，也无法洗，唯一的清洁方式就是用篦子篦头发。我见过她坐在小板凳上，一圈一圈揭开缠布后垂落至地面的长发，气味归气味，但色如漆、密如织，太可观了。一篦就是半个小时，算得上「狱中一景」。汪杨氏也知道自己头发的味道欠佳，所以总是在室外通风的地方操作。缠头布是一条家织黑色土布，她从未更换过。在遗物里，我俩竟发现了一条家织白色土布。我想，这崭新的缠头布肯定是她舍不得用，大半想等到刑满那一天才换上。

她没等到满刑，等来了死亡。成天叫唤「心头不好过」的汪杨氏，相信政府的仁爱、相信犯医递过来的药

片。即使心头再难受，只是念叨，也只知道念叨，从不要求下山到劳改医院做个诊治。我也懂得，汪杨氏的确死于疾病；我也不懂得，有病就一定是这么结局。

我把长条白色土布抖落开，对骆安秀说：「我俩给汪杨氏的头发梳理一下，再缠上这块新布吧。」

她不回答，眉毛一扬，说：「不是要洗脸擦身嘛，你先去伙房打热水，再把她的洗脸毛巾和擦脚布找来。我要先抽支烟。」

等把热水和毛巾弄好，迈进房间的时候，我发现，姓骆的女人两腿大叉开、一屁股坐在汪杨氏的胸口上，正用那旧得不能再旧、脏得不能再脏的黑缠头巾在包裹她的整个脑袋，嘴里含着烟卷。

「骆安秀，汪杨氏的脸还没洗呢？」我说。

答：「洗不洗，都是黄土盖脸。」

「你怎么把她整个脑袋都用这块臭布缠上？」

「谁看见了？！反正我没看见。」

我的火一下子冲上来：「骆安秀，我且问一句——你为啥要这样做？」

她说：「我也答一句——就是要那块新白布。」

「唐干事不是交代了，新东西都要上缴。」

骆安秀拔下嘴里的烟头，酸溜溜地说：「张雨荷，你可真是靠拢政府啊！」

我也不示弱：「这不是我在靠拢政府，是人要有

良心。」

「放你妈的狗臭屁，人进了监狱，就都没良心。要不然你来收尸，我给你打下手。」

我被噎得无话可说，转身把端着的一盆热水，从监舍门口泼了出去。院子里拉着大锯（把原木锯成板材）的刘月影、邹今图吓了一跳。

刘月影停了活儿，问：「张雨荷，你们怎么啦？」

「不怎么。」

她去伙房讨了碗开水，递到跟前，安慰我说：「骆安秀让你长见识了吧？犯不上。喝点水吧。」

站在旁边的邹今图插话了：「张雨荷是我们工区的，端茶送水也该由我做呀。」

刘月影讥讽道：「吃醋了吧？告诉你，别把张雨荷也当成黄君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