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在这样与美国相互不信任的背景之下，北京方面必须采取新的战略。新战略建立在与国际社会主要国家建立战略联盟以及经济扩张的基础之上。中国经济扩张的特点是国内生产总值的持续增长，和对国际经济领域越来越多的介入（收购外国公司，购买美国国库券，创立自由贸易区等等），以期从全球化中获益，并发展紧密的相互依赖的关系。这一经济战略的成功，有可能深刻动摇西方国家建立的世界经济秩序，甚至颠覆自由主义经济的基础。自由主义经济是建立在"门户开放政策"的基础上，这对美国战略家而言是来之不易的。如今，中国的经济战略能够抑制国内的政治压力，以及竞争对手发起的旨在破坏中国稳定的种种行动。

西方阵营中，中国寄望的另一个主要经济实体自然是欧盟，不仅是为了巨大的经济利益，也是希望欧盟的参与能够重新平衡已经被单极化的世界。由此，中国将有可能在国际决策机构中获得一个重量级盟友，从而催生建立在对话与合作基础上的"国际新秩序"。同时，欧洲摆脱美国赢得更大的独立自主，削弱了美国阵营，从而稳固了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法国对美国和英国出兵伊拉克的坚决反对，以及其对部分欧洲国家的影响力，隐约体现出欧盟在政治上与美国保持距离的能力。中国以一己之力不足以在联合国内部抗衡美国，但正如我们屡次看到的那样，尤其是在对伊拉克实施制裁的时期，中国能够联合俄罗斯与法国在安理会中封杀中国不赞成的美国提案。巴格达陷落美英军队之手后的几个月，法国表现出和解的态度，投票通过在伊拉克采取干涉行动的决议，这项决议赋予美国和英国在伊拉克过渡时期的管辖权，3年后，又延长了这一管辖权的期限。法国在美国主导的单极国际秩序中，享有代表缓和与理性力量的声誉。在伊拉克问题上，混乱困扰着欧盟内部，而缺乏共同外交政策以及在对美关系上的分歧，又导致了欧盟的力不从心。决定欧洲未来的全民公决在法国与荷兰遭遇的惨败，佐证了欧盟的急剧衰弱，这促使北京在美国面前放低了姿态。

现在，中国将欧盟视为重要但相对受限的经济伙伴。事实上，相较于大部分欧盟传统核心国家十分低迷的经济形势，中国市场及其发展潜力令人觊觎。2004年，欧盟已成为贸易额接近美国的中国贸易伙伴（中美贸易额为1477.3亿欧元，中欧贸易额为1461.2亿欧元）。欧盟越来越受困于这种关系。中国是欧盟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2004年享有788亿欧元的年贸易顺差，而这一数字在2000年不过是486亿欧元。2003年，中国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上升到226亿欧元。根据国际机构统计，中国和印度是最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目的地，而美国和欧盟则会强化他们的投资政策。因此，在中国的总体战略中，欧盟由"潜在的外交与战略盟友"的位置，过渡到"特殊经济伙伴"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