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崇洋媚外势利病，就是这样被我的老同学、老朋友们治愈的。

当下人们之间的往来话语，全部含混不清，甚至沟通的语言都陷入混乱迷茫中，昔日那种心灵之间的充盈的快乐，早已遭到无情地抛弃，人们相互间基本的理解都成为不可能的事情。

在这样一个无法避免的解体过程中，无论是友情、亲情抑或爱情，都在异化中朦胧不清。

“精英崇拜”社会的势利病

从宏观角度观察，当代社会的势利与昔日社会的势利有着泾渭分明的区别。

最早对人性中势利因素做出历史性判断的，当属法国哲学家、历史学家托克维尔。在1835年出版的《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他这样写道：

“由皇室和贵族统治的国家尽管有其缺点，但在那样的社会里也有一些乐趣，是现代人难以想见的。由于从来没有构想过另一种社会形式，每个人仅仅了解他自己的身份，而从来没有想过还会有可能改变自己的身份，所以他们绝对不会产生和自己的上级或主人平起平坐的期望，因而那时的人们不会对自己的权利有任何怀疑……他们相信一切都是天定，他们只能接受……尽管不同阶层人民中间的命运如此迥异，但各个阶层之间并无恶意。”

所以，在那样的社会中，底层人民和各个阶层的人都能享受一种安天乐命的宁静感觉，很少有改变自身命运的焦躁感和紧迫感。

正是所谓“民主”的潮流兴起后，舆论突变，平等的概念风起云涌，即使最底层的人，也相信自己有朝一日会爬上社会金字塔的顶尖，能成为亿万富翁、大将军或者大总统。这种盲目的乐观和过高的期望带来的一个负面后果，就是让人群中不断产生对于他人高于自己而发的嫉妒和仇恨，进而使得人们变得沮丧和消沉，产生对自我身份的无比焦虑。

从中国的历史来讲，1911年辛亥革命以后，社会其实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昔日帝王成黔首，城头变化大王旗。从此，先前安贫乐道的平民阶层开始莫名的躁动：既然土匪头子们都能割据一方，我们为什么不能争取富贵！1949年后，“当家做主”的呼声一天高过一天，整个社会的秩序全然改观。在20世纪火红的60年代，“文化大革命”的巨大浪潮，把先前残留的所有等级区别一荡而尽：教授变成了“臭老九”去扫厕所，干部变成了“当权派”被押到台上侮辱批斗，从前的所有“高级人物”都要坦白认罪，身份和权力成为了“原罪”，连喇嘛、和尚、道士也被剥夺了他们传统的宗教外衣，沦为新时代的“贱民”。也正是在那个不破不立的年代，贵族、特权、等级以及所有曾经在中国社会发生过正面效应的温情脉脉的因素，皆被扫荡无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