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首先应该意识到，企业是一个限制自由的机构，尤其是随着工业化的到来，规模化、标准化、专业化、工具化、日益狭窄的分工、日益严密的配合等等，都成为对个人自由的限制。在这种限制下，企业内的统一号令远比民主重要得多。换句话说，企业就是专制的。一个内部民主的企业，在市场竞争环境中，几乎完全不是内部专制企业的对手。现代社会以民主为最高原则，但是，保护这一民主的，偏偏是最不民主的军队。这正好暗合企业与社会的关系：社会的民主居然保护了企业内部的专制。在企业利润至上的目标引导下，民众对于企业的专制，居然也都心安理得地接受了，这实在是现代社会的一大奇观。现代企业的专制特征，与社会的民主要求形成令人惊讶的巨大反差。

与企业帝国造成的民主反差相似，企业帝国另一个制胜法宝就是自由经济。它把自由经济塑造成真理，并告诉大家，自由经济对所有人都有利。然而，当我们理解了企业帝国的强大存在，就会发现，自由经济在它那里只是一个诡计。历史上大力强调自由经济为真理的，大致只有两个国家，英国和美国。而且，这两个国家对外强调自由经济的时候，基本上都是他们最强盛的时期。如今的企业帝国，充分发挥了自由经济的制胜秘诀。庞大的企业帝国好比一个大块头肌肉男，经常与其他瘦小子单打独斗，大块头总是主张自由散打、自由搏击，屡屡挨打的瘦小子如果要拿一根棍子，那就属于保护主义！大块头不用棍子就能打败瘦小子。大块头拥有自由，并且强迫瘦小子自由，让瘦小子放弃保护，可以保证大块头永远胜利。表面上的公平自由，实际上只对大块头有利。然而，在当前美国的金融危机中，我们发现，企业帝国因内在的健康原因而衰弱，只好扔掉自由经济的遮羞布，开始寻求保护。

企业帝国的出现，是现代西方文明的必然结果。它用严密的法律，完整彻底地保护私有制，并将私有制放到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建立这一强大保护的理由是：只有保护私有制，才能保护自由。理由是有道理的，但是忽视了一个前提，当私有制必然性地形成贫富分化时，法律坚决保护私有制，等于是全力保护企业的独裁专制。与此同时，私营企业主所主导的社会法律和舆论，在企业外部形成自由和民主的气氛，并且把矛头指向政府，等于是转移人们在企业内部遭受专制统治的愤怒。这种搞错对象的愤怒，在企业专制的故意引导下，要求政府缩小权力，某种程度上等于企业利用人们爆发的压抑，打击有可能对企业产生抗衡的政府。换句话说，本来一个有可能帮助民众抗衡企业专制的政府，却在企业别有用心的操纵下，让民众与政府两败俱伤，一方面形成企业独大的状态，另一方面使得政府要想生存，不得不依附企业，政府从此成为企业独裁专制的工具。

企业帝国的专制实际上已经伤害了社会民主，它以金钱力量影响政治，让政治为企业服务。当有人解释说企业实现效益最大化才能给社会带来好处，我们却看到，提出这一主张的人，同时要求给私营企业减税，减轻私营企业的负担，那么，私营企业效益最大化，又如何呈献给社会？当有人解释说企业实现了利益最大化就可以给员工提供更好的福利，我们却看到，提出这一主张的人，同时提出，为了企业的效益，可以大量裁减员工。在当前美国金融危机中，美国不愿拯救三大汽车企业，一个重要的理由是，员工的高福利已经成为企业无法摆脱的负担，只好让企业破产。对于资本来说，负担过重的旧企业的破产，正好逃避了负担，从而可以另起炉灶，搞一个没有“负担”的新企业。于是我们看到，庞大的企业帝国实际上已经从政府手里攫取了很多社会权利，但是，专制的私营企业帝国为了自己的利益，却不肯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如果说少数庞大的私营企业帝国已经形成了一个“私人政府”，那么，这个“私人政府”已经将权利和义务剥离。“私人政府”只需要社会权利，而将社会义务当做一个烫手山芋，扔给了公共政府。与此同时，这些“私人政府”的拥护者还在说：应该限制公共政府的权利。

不管是跨国公司、高技术公司，还是投资银行，其疯狂的行为主体都是超级庞大的私人企业帝国。这些独裁专制的企业帝国，在国内外的社会环境中，赢得了有利于自己的政策和舆论倾向，并且由于被法律保护的私有性，造成社会财富严重的两极分化。面对贫富分化产生的不满，私营企业帝国又利用自己掌握的媒体，向社会大众进行愚民教育。有时候他们说，适者生存是自然规律，所以失败者没什么可以抱怨；有时候他们又说，成功与失败在于个人的性格原因。于是，他们把贫富分化全部归为个人原因，背后蠕动的声音其实是在说：穷，是你活该。与此同时，私人媒体把成功的企业家塑造成社会最高的英雄形象，供失败者顶礼膜拜，让失败者面对自己的不幸时，产生深深的自责。于是，私人企业帝国心安理得地享受着自己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