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一些现实主义者来说，保持美国的霸权领导需要一种尚武精神和异教徒气质（Kaplan 2002）。新自由主义者将不得不与美国的这些冲动长期共存--下一届政府很难与这些冲动拉开距离。他们希望美国这个帝国追求一套不同的目标和方式，而且他们警告说，通过武力实现自由可能削弱一个帝国霸权希望维系的秩序。事实是，在世界历史的当前阶段，美国在军事上强于自己历史上的任何时期（或者是其他任何大国）。然而，在全球恐怖主义时代，美国的本土却前所未有的不安全或脆弱（L. Diamond 2005；Flynn 2004；Kegley and Ramond 2007）。因此，美国面临对其政策的最大的考验，这种政策本应支配和维持其权力并减少其脆弱性。自由主义的美国前决策者约瑟夫·S·奈解释，“美国权力的悖论”是美国处于军事实力的顶峰，却比过去更加依靠其他国家，因为美国受到全球化的影响最大。“这个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不能单独行事，而且美国寻求与其他国家的建设性关系势在必行，因为它自己不能确保成功和稳定。”奈（2004b）得出结论说，美国所需要的是一种新的战略远见，它较少依靠传统的根据军事实力来定义的“硬权力”手段，而更多地依赖于“软权力”手段，软权力来自美国的人道主义价值观、文化及其自由制度的吸引力。

站在全球权力的顶端，美国将不得不与它占据以及保持超级大国的孤独的单极地位所产生的两难进行斗争。一种办法是掩藏其真实动机，推行“隐形霸权”（supremacy by stealth）（Kaplan 2005b），另外一种办法是依靠粘性权力（sticky power）：通过其经济政策和制度吸引其他国家支持美国的体制，从而对这些国家进行限制（Mead 2006）。无论推行什么样的战略，如果美国打算领导世界，但又要抵制控制他国的诱惑，以防把它们推向敌对的反抗面，美国就必须要避免孤立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极端做法。全球化排除了重组世界来提升美国优势地位的可能性。美国在国家共同体中的地位仍然很高，这是影响力的源泉。但是，就像消除世界范围的恐怖主义阴影的前景一样，美国使用军事力量迫使他国按照美国意愿行事的能力很低。对美国的理想和观念的尊重，以及美国的经济力量能够提供的软权力，可以成为美国通过榜样而非武力领导全球走向繁荣和平的基础（Haass 2005；Mandelbaum 2006；Walt 2005）。找到一个全球性视野，平衡现实主义的利益与自由主义的理想，将继续是美国面临的最大挑战。

在混乱的21世纪，美国的领导人们将调整美国的战略，适应未知的、潜伏在动荡的全球地缘战略下的危险。美国预见未来的能力限制，以及采取单边方式控制多重安全威胁的资源限制表明，需要一个更加务实的“冷静和慎重的”战略，平衡现实主义和自由理想主义，减少“过分热衷于”实行“革命的布什主义的所有三根支柱”--先发制人、政权变更以及明确划分敌友（Rose 2005）。然而，这种政策方向的调整在将来可能会证明是困难的。美国可能依然用老的方法去应对新的“混乱的”世界，不能把国家安全战略与对外政策路径联系起来，后者要求整合应对战争和保持和平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因素，从而管理全球化（Barnett 2004）。

考虑到美国压倒性的军事优势地位，其他大国在很大程度上围绕它们与美国这个霸主的不确定的关系来制定国家安全政策，这是可以理解的。（巧合的是，全球恐怖主义运动也是这样做的，它们把美国这个超级大国作为最大的敌人和主要的目标。）下面，我们将简要地研究其他大国精心制定的政策。它们同样要应付美国的优势地位这一主要的现实，以及它们国内的和周边区域的国家环境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