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香成  序

（普利策奖唯一华人得主；曾任《时代》周刊、美联社记者，时代华纳常驻中国代表，新闻集团中国区副总裁）

努力做好一个普通记者

出版社嘱我为一本学习传播和媒体的教科书写序，我发现自己正面这样一个悖论--要将这门学科掌握到最好，不仅得学习更广泛的人文学科，还必须拥有在传媒业内丰富的实践经验。

上世纪70年代，我去纽约念大学之前，我父亲的一位同事，他曾是《新闻周刊》（Newsweek）的撰稿人，在得知我选择新闻学作为专业时，劝告我说：“你可以去研究人类学、语言学、历史等等一切你感兴趣的学科，新闻学除外，因为没人能教你这门学问。”

两名美国记者鲍勃·伍德沃德（Bob Woodward）和卡尔·伯恩斯坦（Carl Bernstein）使尼克松总统（Richard Nixon）因水门事件而不得不在任期内辞职时，全美国的新闻学院突然时髦了起来--就像现在的中国一样，也和60年代全民学俄语、80年代兴起学日语的情况相仿。但我想奉劝那些抱负远大的记者们引起警惕，不要在得奖的诱惑以及公众对所谓“成功记者”的崇拜之下失去自我。成为一名出色的记者只是这一职业崇高的内在召唤而已。然而不幸的是，这个行业的丑闻实在是层出不穷。比如，1980年，《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记者珍妮特·库克（Janet Cook）编造了一个名叫“吉米”的六岁男孩吸毒的假新闻；2003年，《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记者杰森·布莱尔（Jason Blair）杜撰了36篇报道中的事实和摘引而举国震惊（本书第15章对此案例有详细的介绍）。

“谎言千遍即成真理。考虑到谎言引发的政治、经济或者军事上的效应，国家可以对说谎者加以庇护，也只有得到国家的庇护，谎言才能被一直维持下去。调动一切力量镇压那些持有不同政见的人对于国家来说十分重要，因为真理乃是谎言的天敌，我们不妨将之拓展，即真理是国家最大的敌人。”这段臭名昭著的话，出自希特勒的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Joseph Goebbels）。

我想在中国，我们这些在世的、还没有忘却历史的人，都不免会想到“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中所吃的苦头。

我最终选择了政治学，后来进入美国的主流媒体开始了自己的职业生涯。我很愿意同本书读者分享一些想法，因为你们有一天可能也会考虑进入这个行业。

由于媒体平台正在由平面/电视向互联网和手机大举迁移，在这种形势之下，只有一件事情几乎没有受到什么影响，那就是如何将一个故事，以及我们叙述故事的形式传播出去。将一篇准确的报道明白无误地传递给大众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在向你们道出内中艰辛之前，我想先同你们谈谈这个行业最顶尖的记者们所谓的“矛盾的真理”。

在最近出版的一本书《中国怎么想？》（What does China Think?）中，马克·伦纳德（Mark Leonard）描绘了这样一幅中国图景：这个国家每年生产的衣服和鞋子是世界总产量的一半，每年要用掉全世界总消耗量40%的水泥和煤，30%的钢铁和12%的能源。中国已充分融入了世界经济体，它使得全球油价翻了一番，同时电脑的价格减半。珠江三角洲的城镇以每年一个伦敦的规模迅速增长；与此同时，为了与新的都市图景同步，上海的地图每两周都需要重画。

《华盛顿邮报》的记者潘公凯（Phil Pan）所著《走出毛泽毛时代》（Out of Mao’s Shadow）中说，对于中国人来讲，刚刚过去的25年是这个国家5000年历史里最好的一段时光。

但他的同事潘文（John Pomfret）则持相反意见，指出中国现在陷入了四大困境：人口老龄化、被高估的经济、四面楚歌的环境和上行下不效的意识形态。尽管中国的GDP预计将在2025年左右超过美国，但是这是由13亿的人口基数决定的，按人均来看，中国还没像人们恐惧的那样成为一条巨龙，最多是中等个头的蜥蜴。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排名，中国排在世界第109位，处于斯威士兰和摩洛哥之间。

今天中国这种巨大的矛盾的确让人迷惑。根据一篇报道，中国在上个十年里制造了45万名百万（美元）富翁，其中三分之一的人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