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大萧条和未来的大萧条的幽灵就这样盘旋在美国人的战后目标之上，气氛殊为不祥。其实，这些目标不仅是经济方面的，也同样是政治方面的。封闭的经济集团不仅仅会损害贸易，也容易发展出政治集团。集团之间的摩擦导致了世界战争。30年代的事态可以这样简略概括：英国人、德国人、日本人和俄国人先是在经济上彼此对抗，然后就上升到了军事层面上。正如国务院经济顾问威尔·克莱顿断言的那样，“在市场上互为敌手的国家不可能在会议桌上长期做朋友。”

1944年的时候，美国试图确保战后市场是友好而不是敌对的。在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召开的国际会议创设了世界银行（即国际复兴和开发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将会拥有76亿美元的资金（和借贷出两倍于此资金的权力），来担保用于重建受战争破坏的欧洲和推动工业化水平较低的国家的发展的私人信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拥有73亿美元资金来稳定货币，这样可以使贸易运转顺畅而不必担心货币的突然贬值或者汇率的剧烈波动，而这些在30年代几乎曾使国际社会陷于瘫痪状态。美国希望这两个机构会重建，进而稳定和扩展世界贸易。当然，这其中还有另外一层含义。这两个组织当中的投票权取决于贡献资金的多少。因为美国人将不得不投入最多的钱，所以他们也会相应地控制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从大西洋会议到布雷顿森林会议，美国的政策看来是精心设计好了的。1945年初，金融家、毛遂自荐的总统和国会议员顾问伯纳德·巴鲁克（Bernard Baruch）抓住了其中的实质：如果我们能够“在出口市场停止劳动力补贴（subsidization of labor）和低工资竞争，”并且阻止战争机器的重建，“天哪，天哪，我们将拥有一个怎么样的长期繁荣啊！”像桃乐丝一样，美国人似乎正通往一个更为幸福的奥兹国（land of Oz），他们巨大的经济实力就是那双红宝石鞋。尽管如此，美国人也像桃乐丝一样，很快遭遇了巫师；但不止一个，而是从西方和东方两边来的邪恶巫师。

在西边，法国人和英国人自从20年代就已经意识到了，在一个开放的市场中他们再也竞争不过高效率的美国工业家了。在30年代中，英国人已经在他们自己的帝国范围内建立了一个经济集团，来排斥美国人的商品。丘吉尔并不认为他可以在战后放弃这种贸易保护的做法，所以他在大西洋宪章中加了限制条件之后才同意关于“自由机会”的条款。然而，美国官员决意撬开英帝国的大门。英国和美国的贸易总量加在一起占世界的一半多。如果英国集团被拆解的话，美国完全开放全球市场的道路就会走得顺多了。

遭受严重破坏的英国别无选择。两次战争已经摧毁了它主要的工业设施，而英国本是依靠工业产出来支付它一半的食物和除了煤之外所有的原材料的进口。英国请求帮助。1945年，美国同意贷给它38亿美元。作为回报，心力交瘁的伦敦官员们许诺拆解帝国贸易集团的一大部分。参加这项协议谈判的威尔·克莱顿向巴鲁克透露：“借着给英国提供贷款的机会我们向其施加压力，促使其接受我方提出的所有条件。”

法国也得到了相同的对待。法国和美国在旧世界和新世界的利益冲突已经进行了近两个世纪。战争期间，法国临时政府总统查尔斯·戴高乐将军集中地体现了法国对美国的不信任。戴高乐试图保存殖民地和外交行动的自由，为此他与美国官员发生了尖锐的冲突。美国官员们反过来把戴高乐视作亲英分子和政治极端分子；一位国务院的官员甚至称其为“这个法国的希特勒”。1945年，戴高乐不得不忍辱受屈，请求华盛顿拨付10亿美元的贷款。美国同意了戴高乐大部分的要求；法国报之以承诺减少政府补贴和货币操纵，而这些措施曾经给法国出口商在世界市场中带来了竞争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