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官员完全理解为什么苏联人要搞这些新政策。正如国务卿马歇尔在1947年11月对杜鲁门内阁所说的，“共产主义的进攻已经受阻，俄国人已被迫重新评估他们的形势了。” 美国人在这8个月的冷战中占了上风。但是，苏联人的困难给国会提供了一个借口：如果俄国人并没有造成什么威胁的话，那就先别急着把价值数十亿美元的马歇尔计划援助送到欧洲去。随着马歇尔计划遭到越来越多的批评，国会也在拖延时间。在全国各地的演讲中，马歇尔试图以长期的经济和政治利益为由来兜售该计划。他的观点大家都听不进去。美国经济看上去还不错。距离1948年总统选举仅仅数周的时候，杜鲁门面对的是重大的的政治和外交失败。

正在此时，发生了捷克斯洛伐克的陷落。捷克人曾试图向西方敞开大门同时又不冒犯苏联人，为此在与俄国打交道时煞费周章。这种政策早在1943年底就已开始，当时捷克领导人与斯大林签订了一项条约，这在大多数观察家看来会使捷克斯洛伐克变成苏联集团的一部分。然而，总统爱德华·贝奈斯（Edvard Benes）和外交部长扬·马萨里克（Jan Masaryk）——他是欧洲外交的一位要角——成功地防止了共产党的完全控制。1946年议会选举中共产党赢得了38%的选票，在所有的政党中得票最多，此时斯大林也没有进一步采取加紧控制的措施。1947年底，由于西方援助的诱惑和国内政治的变化，捷克政府开始疏远苏联。到了这个节骨眼上，斯大林才像杜鲁门一样回想起1938年捷克扮演的关键角色，决定使1943年条约生效。捷克共产党的领导人克莱门特·哥特瓦尔德（Klement Gottwald）要求取缔独立的政党。1948年2月中旬，当哥特瓦尔德下令成立一个全新的政府的时候，苏联的军队陈兵边界。同时一个由高级官员组成的苏联代表团飞抵布拉格，要求贝奈斯屈服。共产党在2月25日全面控制了捷克。两周之后马萨里克身亡——要么是自杀，要么像杜鲁门认为的那样是一出“卑鄙行径”的牺牲品。

杜鲁门正确地指出，这场政变“震惊了整个文明世界”。他私下里深信，“我们现在面临的形势与英法在1938年和1939年面对希特勒时惊人地相似。” 在1947年底，匈牙利就已经是受害的先例了，即便说它所受的压迫比捷克要轻一些。两个月之内将有新的机会向共产党情报局招手：意大利即将举行选举。1948年3月5日，人在德国的克莱将军发来一份电报。克莱在电报一开头就说，尽管“我曾经觉得并且坚持认为战争在至少十年之内不大可能发生，但就在这几周，我感到苏联的态度有了微妙变化……给我的感觉是战争可能会在突然之间来临。”一连十天，政府的情报部门发狂似地就克莱的警告予以调查，之后在3月16日给了杜鲁门一个可怕的保证：战争不大可能在60天之内发生。 两天之前的3月14日，受到惊吓的参议院已经以69比17批准了马歇尔计划。当计划递交众议院审查的时候，杜鲁门因为害怕“欧洲的严重事态来得太快”，所以决定亲临国会。

杜鲁门的演讲最显著的地方是它再次强调“自由的存续”正面临“不断增加的威胁”。总统宣称，马歇尔计划还“不够”，欧洲必须有“一些防范内部和外来的侵略的措施”。他要求普遍军训、恢复选择性兵役（一年前他曾允许终止这种做法）和快速通过马歇尔计划。 12天之内众议院就批准了计划的用款。

利用极好的时机和严峻的措词，杜鲁门在1948年3月17日发表的演讲不仅使马歇尔计划一举通过，也加速了去年夏天已经宣告的美国外交政策的转变。国会通过了选择性兵役法案，显示出它对强调军事因素的新精神的肯定。尽管福莱斯特尔特别热衷的一项计划即普遍军训没有得到多少赞成，但是那个众所周知的锱铢必较的国会却也对福莱斯特尔给予补偿，通过了用以建立70个空军大队的拨款，这比当初福莱斯特尔本人要求的还多25%。

然而，新政策最决定性的影响在于杜鲁门政府显示出的建立一种伟大体制的决心，这种体制不仅将鼓励军事的发展，而且还会迫使西方世界接受政治上的新联盟。这种努力的最初步骤就是《里约协定》和对日本的新政策。接下来的做法有所不同，而且更加重要，那就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简称NATO）的建立。

大约45年之后人们看到的档案显示，1948年3月的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是炮制出来的。捷克斯洛伐克的陷落是真实的，尽管该事件的原因和意义比杜鲁门在1948年宣称的要复杂和不明确得多。1948年3月底的一份最高级别的情报分析禀报杜鲁门说，苏联将“不会在1948年当中采取直接的军事行动”，除非它认为美国要准备攻击俄国——而这是不可能的。不那么复杂、也稍微明确点的一点是，对战争的恐惧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现在看起来很清楚的是，这种恐惧（包括引人注目的克莱电报）是美国官员，特别是福莱斯特尔和他的五角大楼顾问们有意炮制出来的，用以吓唬国会通过一个大规模加强军事实力的法案（特别是空军方面，美国的飞机制造商游说国会拨更多的钱）和普遍军训的法案。这种对战争的恐惧也被美国人用来将一向持中立观点的欧洲人拉到自己一边，让他们来到美国主导的军事联盟下求得保护。除了在普遍军训问题上，这种恫吓伎俩取得了显著的成功。国内的需要，至少是为一些官员和利益集团所界定的需要，再次决定了美国的政策。